抗击艾滋病第一线 医务人员被误解也坚定对待工作

    30岁的郭浩是个帅哥，但外界对他职业的歧视，却让交了一年的女朋友宣告和他分手。“有时都不敢和别人讲我的职业。”他说。

    是的，他是一名抗击艾滋病的一线医生。和他的很多同行一样，从当初害怕暴露职业，再到今天的应付自如，经历了很多心路历程。

    一切误解和别扭就当平常事对待

     诊治对象

    患者需克服来自内心的自卑和恐惧

    每天8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郭浩的工作节奏与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太大区别。

    记者见到郭浩时，他正在为络绎不绝的患者登记信息。下午患者不太多的时候，郭浩摘下白口罩，开始和记者讲述他和患者之间的故事。

    郭浩说，艾滋病患者除了身体被病痛折磨外，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同时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

    在郭浩的印象里，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令他记忆深刻。也许孩子还不太明白什么是艾滋，但因为这个疾病，孩子已经失去了他原本该有的童真。“那个孩子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病毒，他的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郭浩说，孩子以前去上过幼儿园，不知怎么的，他是艾滋病患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

    “那家幼儿园的园长一开始是想要劝孩子退学，后来因为政府的一些保护政策，孩子没有退学。”孩子父亲告诉郭浩，虽然小孩能够继续留在幼儿园，可老师和同学们都开始抵触他，没人愿意和他玩。在幼儿园里，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待在角落里。

    后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到幼儿园“反对自己的孩子和艾滋病病人一起上学”。看着儿子因为同学和老师的排斥变得越来越孤僻，没办法，父亲只能把孩子领回了家。

    “现在，这个小孩的性格已经非常孤僻，不爱讲话，也不笑。”一个原本应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为其他人对艾滋的排斥和恐惧，让无辜的孩子失去所有童年的欢乐。这样的例子，郭浩经常能够见到。

    在诊疗中心，让郭浩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名30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结婚之前，她没有把自己患有艾滋病的事情告诉丈夫。婚后，丈夫知道了她的病情，提出了离婚。“她也没有孩子，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很绝望了，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意义。”

    除了对生活的绝望，这个女人内心深处有很强烈的自卑感。“除了医生外，她不敢和任何人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连亲人们都被她蒙在鼓里。”这个女人也不敢和父母住在一起，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这个女人曾和郭浩说：“我这样怕是死了也没人会知道。”

    “其实，在我们遇到的患者里，很多人在患者圈里找了伴侣，最后通过母婴阻断

    生下了健康的宝宝。也有患者和健康人结了婚，婚后夫妻生活也很幸福。”郭浩认为，艾滋病患者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病魔并不能夺去他们结婚的权利。“患者需要克服的，是来自内心的自卑和恐惧。”

     工作内容

    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正是因为艾滋病患者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在郭浩的工作中，心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不容忽略的部分。

    “医生应该是最了解患者的人，他们不敢和别人倾诉，但大多非常愿意和我们聊。”郭浩说，正是了解患者心里的苦闷，他在遇到患者时，总会和他们多聊几句。心理问题严重的，还需要经常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

    “很多患者都特别消极，尤其是一些刚刚开始接受治疗的患者，甚至会有轻生的念头。”郭浩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更多先倾听、后疏导。“让他们把内心的苦都说出来，然后再寻找他们的支撑点，比如告诉他们‘你的父母和孩子需要你’。”郭浩把自己实践得来的技巧总结为“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其实，干心理干预这个活儿，不仅考验医护人员的劝导能力，也是对他们自身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他们讲的故事，大多很悲苦，从语句间表达的也是特别消极的情绪，有时候说着说着他们就会哭起来。”郭浩说，他自己在很多时候也会为患者的故事感到难过，心情会变得很低落。“但是绝对不能和他们一起哭。”郭浩说，在患者难过时，他一般会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些鼓励的话，慢慢地让他们树立乐观的心态。

    长年累月的心理疏导，郭浩和很多患者都越来越熟悉，有的甚至“处成了朋友一样”。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她是郭浩的开导对象，也是他的“老朋友”。“在老人的心里，总觉得这是种‘脏病’，一开始来治疗时无精打采的，也比较容易烦躁。”郭浩说，老人身体不好，刚住到医院的时候也不愿和别人说话，整天闷闷不乐的。

    后来，老人和郭浩接触得多了，两人渐渐熟悉起来，郭浩总是到老人的病床前陪她聊天，老人的心结就这样慢慢地打开，变得乐观起来，还特意去理发店烫了头发。有一年，老人怕郭浩冷，还自己买来毛线，为他打了一件白色的毛衣。这让郭浩特别感动，那件毛衣至今珍藏着。

    对患者的心理干预，除了言语上的疏导，更重要的是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郭浩曾经的一个女性患者对他说，自己自从患上艾滋病后，很多朋友都不愿意再和她来往，她希望郭浩能陪她吃一顿饭。郭浩答应了。

    在饭桌上，郭浩主动让对方给自己夹菜，然后很坦然地吃掉。看到郭浩的这个举动，女患者惊呆了，她从来没想过，还会有一个人愿意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无所畏惧地吃她夹过的菜。正是这样的尊重，女子开始信任郭浩，不住院的日子，女子也会打来电话，聊聊女儿和她目前的生活。

     生活困境

    因为职业，他和女友结束了恋爱

    作为艾滋病一线医护人员，郭浩一方面平等地看待艾滋病，鼓励患者正视自己的病情；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也常常无法逃避这个“坎”。

    其实，不光是艾滋病患者不敢对其他人讲述自己的病情，很多像郭浩这样的医护人员，也不太愿意向陌生人讲述他们的职业。对此，他和同事们深有体会。“艾滋病人被歧视，但照顾艾滋病人的医护人员被歧视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同样学医的朋友还好，会比较理解我的职业，但不懂医学的人就会觉得艾滋病很恐怖，甚至不太敢和我接触。”这让郭浩感觉挺尴尬，但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他在和别人初次见面时，都刻意不去提自己的职业，哪怕被问起来，也就只回答在医院工作。说到这，郭浩的神情有些黯然。

    两年前，他交往过一个女朋友，两人前后在一起一年之久。“刚开始她不知道我在什么科室工作，后来我不想瞒她，就和她说了。”没想到，女友的表现却让他很失望。“她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从一些小动作和表情上，我看得出她在排斥。”

    后来，郭浩每次和女友接触，都被强制要求洗手、换衣服等。感受到女友的疏远后，慢慢地，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少，到最后再也没有联系，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一开始会觉得很郁闷，为什么外界连医生都排斥？后来慢慢想开了，也学会了自我调整。”现在，郭浩开始往好的方面考虑。“虽然在与人交往时还是有些不便，但也不会太在意了，以平常心对待吧。”郭浩说。（都市时报记者 王柔）

     对话

    都市时报：为什么不敢和初次见面的人讲自己在防治艾滋病一线工作？

    郭浩：不太熟的朋友如果知道我从事的职业与艾滋病有关，他们会很有戒备心，可能是怕我身上携带了病毒，会传染给他们吧。

    都市时报：和女友分手时是什么心情？有没有难过？

    郭浩：也没太难过，习惯了。

    都市时报：面对外界的误解，你现在的想法是？

    郭浩：我现在都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比如自己做的是公益事业，自己的科室很厉害，在这样的科室可以有很多机会进行别人接触不到的研究。我把这5年当作成长的历练，学到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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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浩

    1984年生，2009年进入昆明市艾滋病诊疗中心，现为抗病毒治疗中心信息管理人员，负责艾滋病患者健康教育和信息管理工作。

    李莉

    1982年生，2005年进入昆明市艾滋病诊疗中心，现为该中心主治医师。

     工作9年

    没见哪个同事被感染

    作为一名艾滋病一线医务人员，李莉在最先选择这个工作时也有过担心。2005年，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李莉进入了昆明市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还是会紧张，父母也挺担心的。”李莉说，那段时间，父母在自己耳边念叨最多的就是“小心点”，生怕她一不小心被感染。

    刚刚进入科室时，李莉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做好防护。“比如在诊疗中心都要戴口罩和手套，常规的诊疗几乎没危险。”李莉说，最危险的还是为患者做穿刺。“穿刺时如果不谨慎些，就容易被沾了患者血液的针头扎到。”她说，穿刺时不仅要认真仔细，还要求戴眼罩，避免被患者的体液溅到眼睛里。“HIV病毒和健康人群的眼睛黏膜接触或者接触到身体上的破口，被传染的可能性都会增高。”

    “其实，只要工作时谨慎些，做好防护工作，一般是不会被传染的。”工作9年以来，李莉还从来没有职业暴露过，在她印象里，也没有哪个同事感染HIV。渐渐的，李莉不再像之前一样紧张。

    李莉说，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如果是在干燥、量少的情况下，病毒很快就会死亡，但在量多、环境潮湿的情况下，也能存活十多天。“面对艾滋病病毒应该谨慎，但也不需要谈虎色变。”李莉说。

     最难过

    看着患者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

    在李莉亲手诊治的患者中，最让她心疼的是一个小名叫童童的男孩。“当时那个孩子只有3个月，眼睛大大的，长得很漂亮。”在李莉的印象里，童童很听话，不哭也不闹，这也是她至今为止治疗的年龄最小的患者。

    李莉说，童童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上HIV的。童童的父母都是吸毒人员，也许就是在吸毒的过程中，两人染上了艾滋。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查出被感染了，此后，诊疗中心就常常能见到这一家三口一起来接受治疗。

    由于父母的抵抗力强些，夫妻俩的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但小小的童童就不这么幸运。除了艾滋，童童还患有结核，情况一直不太乐观。在童童住院期间，李莉每天查房最先去看的就是童童。“虽然当时我自己还没有孩子，但已经结婚，可能是女人天生的母性，每次看见童童被病痛折磨着，心里就很难受。”

    后来，童童出院了，由父母带回家调养。可没过多久，童童的父母再来医院接受治疗时，李莉没能看到童童。“童童没在了。”听到童童妈说出这句话，李莉说自己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那么小的一个生命，就这样被疾病夺去，多可惜。”

    李莉说，直到现在，童童的父母还在接受治疗，可自从小童童去世后，夫妻俩再也没有要过孩子。

    小童童的事情让李莉感触很深，作为一名医生，最难受的莫过于挽救不了生命。李莉说，至今为止，艾滋还是没有办法根治，虽然不断有新药研发出来，但都无法使患者痊愈，还是要终身服药来稳定病情。而且，艾滋病病毒每复制下一代，就会产生变异，所以至今没有研制出疫苗。

     最麻烦

    常遇到不吃药爱发脾气的患者

    在艾滋病诊疗中心，大部分患者都比较信任医生，也愿意遵医嘱，“可最‘不听话’的，就是有一部分吸毒人员。”李莉说，在她所诊治的患者中，吸毒者并不少见。“以前的艾滋病患者因吸毒被感染的比例大概占到60%，是最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现在虽然性传播成为了主要传播方式，超过了吸毒感染的比例，但艾滋病患者同时是‘瘾君子’的人数还是很多。”

    李莉有两个患者，他们都是因吸毒而感染的艾滋病，在诊疗中心接受治疗都有好几年了。“他们俩的病毒载量总是反复升高，在医生监督下病毒载量平稳一些，可过段时间来检查，又升高了。”李莉说，大部分患者按照医生的嘱咐进行治疗，一般坚持半年后就能使病毒载量降到零以下，像他们那样反复升高的，很可能是复吸毒品了。

    李莉说，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主要是因为共用注射器，部分患者在治疗期间还吸毒，就会产生交叉感染，并且，当“瘾君子”毒瘾犯的时候，往往对药物的依从性就不高，要么忘记吃药，要么直接放弃治疗。

    部分患者还偶尔会出现脾气暴躁、难以沟通的情况。李莉说，在工作中，偶尔也能遇到患者发脾气，甚至用一些言语来威胁医生。“反正我也好不了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李莉的同事就曾这样被患者威胁过。

    尽管常遇到患者冲自己或者同事发脾气，但在李莉工作的9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患者与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大部分患者都是熟人了，也不至于真的伤害我们。”

    除了易怒，诊疗中心更多的患者是消极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轻生的念头。李莉说，其实艾滋病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怖，“除了需要终身服药，控制得好的患者和健康的人没什么区别。”在李莉的患者中，年龄最大的现在已经八十多岁，有些人在发病后吃了十多年的药，情况一直都很平稳。“所以患了艾滋也是能够终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要配合医生好好接受治疗。”（都市时报记者 张萌）

     对话

    都市时报：家人有没有反对你到诊疗中心工作？

    李莉：父母虽然有担心，但没有干涉我的决定。我老公从事的也是医疗相关的职业，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并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么危险。

    都市时报：工作中有没有遇到孕妇？

    李莉：有，孕妇要查CD4细胞计数，计数低于35的可以直接在抗病毒中心进行母婴阻断，高于35就需要到妇产系统做阻断。通过母婴阻断生下健康宝宝的几率很高。

    都市时报：除了病痛对患者的身心折磨，还有什么因素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李莉：其实吃抗病毒药物有些时候也是挺难受的，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反应，有些患者还会起皮疹，甚至全身脱皮。而且患者还会产生耐药性，一旦对国家规定的几种免费药产生耐药性，就得自费买药，一些药物一个月就要花费七八千，对患者来说是个很重的经济负担。（应采访者要求，本文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