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老赖”有风险 法官发“风险提示”短信给被执行人

    今年2月，在金碧广场附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放。都市时报 记者资渔/摄

    身披看守所的黄马甲，已被羁押7个月的老朱，或许没有料到，自己躲债躲了4年不说，有一天竟然还会因此身陷囹圄。

    儿子因公去世，老朱将属于儿媳和孙女的补偿金据为己有，悄悄把钱转到女儿的账户上。如今，女儿远嫁，凭微薄的务农收入，他拿不出钱来归还，还因拒不执行判决罪锒铛入狱……发生在他身上的一连串事情，让他觉得，自己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其实，多数“老赖”是有还债能力的，但他们欠债不想还，还想方设法转移资产。这种做法的后果会严重得多——今年7月22日，最高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实施。对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作出细化，这意味着，打击“老赖”的手段还会加重，将不再以司法拘留为主，而倾向追究刑责。

    这就是说，不执行法院判决，很可能要坐牢。

     被儿媳状告 老农成了“老赖”

    2011年7月丈夫意外去世，付梅要处理后事，要抚养女儿，还得与公婆打官司，讨要本该属于自己的补偿金。

    老朱天天都在计算日期。8月5日，是他被羁押进宜良县看守所的第210天。3个月后，他将迎来60岁大寿，但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他可能要在监室里度过了。看到有记者前来，他拒绝了接受采访。办案法官表示理解：“他内心纠结，不想回忆那个‘伤疤’。”

    老朱，宜良县狗街镇的一个普通村民，以务农为生。婚后生育一对儿女，日子不太宽裕。辛苦给儿子成了家，孙女的出世，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可是，2011年7月5日，幸福的生活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

    当时，老朱的儿子在大理一家石材公司工作时发生意外，不幸遇难。事后，老朱夫妇和儿媳付梅委托律师，与公司协商儿子死后的赔偿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公司承担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44万元。老朱夫妇口头约定，其中24万元归儿媳和孙女。

    协议当天，老朱夫妇收到第一笔赔偿款12万元。同年7月18日、28日，他的银行账户上先后收到了剩下的2笔赔偿款。

    付梅处理完丈夫的丧事后，发现应得的24万元迟迟不兑现，与公婆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她带女儿外出生活。多次协商无果后，同年8月25日，她到宜良县法院，状告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2个月后，法院开审此案。法院认为：付梅母女要求老朱夫妇归还24万元，诉求未超出应得份额，老朱夫妇据为己有的行为无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之债。法院当庭作出宣判——老朱夫妇应在判决生效后，将24万元全额返还。

    判决有了，但老朱一直以“开庭迟到，属缺席审判”为理由，想方设法不执行判决。同年12月19日，付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2年1月29日，面对执行法官，老朱还在坚称“没钱还”。

    因拒不执行判决，老朱被司法拘留15天。

     不执行判决 就是犯罪

    转移藏匿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已属犯罪。宜良首例“拒执案”以被告人被判1年徒刑而结束。

    为什么会“没钱”？拿到的44万元补偿款用去哪儿了？

    执行局法官在老朱家看到，他的女儿已嫁人，他和年过九旬的老母亲靠微薄的务农收入维生。“办完儿子的丧事，还清之前的债务，治病后，钱所剩无几了。”

    “强制执行时，不能剥夺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鉴于老朱无财产可执行，2012年12月6日，执行局终结了执行程序。

    “没钱还，法官也拿我没办法，说不定还能不了了之！”老朱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这事就告一段落了。只是，儿媳一直托人来讨债，他东躲西藏，避之唯恐不及。

    不想，2013年上半年，这件事又出现了转机——执行局法官不断接到付梅的申请，要求恢复执行。为公正、严谨办案，法官再次查询与老朱相关的人员，意外得知：早在付梅提起诉讼前1个月，老朱便向女儿、女婿的账户各转账10万元；他女婿的账户上仍有结余5万余元。

    法官立即行动，裁定追加老朱的女儿、女婿为被执行人，冻结女婿相应的银行卡账号。但是，在银行的转账记录清单面前，老朱依旧矢口否认。最终，法官将冻结的11万元执行款划拨给了付梅母女，今年年初，此案恢复执行程序。

    2014年10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统一部署，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活动。在这起案件中，老朱以转移、藏匿的方式，导致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现又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剩余款项无法执行完毕。因此，法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把老朱移交给宜良县公安局侦查。

    今年1月5日，老朱被刑事拘留，同月16日被批准逮捕。

    6月9日上午，宜良县法院以“阳光庭审”方式，对宜良这起首例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进行审判。合议庭认为，老朱的行为触犯刑法规定的第313条规定，属情节严重情形，当庭宣判：老朱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从不当得利民事纠纷的被告，变成了刑事案的被告人，老朱对自己入狱服刑的结果难以承受。宣判后，他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黑名单 当街示众

    不能进高档餐厅、酒店，不能坐飞机，不能办贷款……最让小奕觉得难堪的是，自己的名字被列进了“老赖”名单，在闹市区公布。

    相比老朱的遭遇，一张从天而降的催款通知单让27岁的小奕措手不及，差点无法回国。

    2014年下半年，小奕夫妇参加朋友的旅行婚礼，首站是马尔代夫。度假的第三天中午，小奕发现手机上有个未接来电。做租车行生意的她担心是客户有急事找，回拨电话接通后，对方表明了身份：官渡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邹序金。

    “为何欠债不还，还出国旅行？”对方口气强硬。被问蒙了的小奕拼命回忆自己是否欠过款或违法，但始终想不起来。通话期间，她的手机又接到一条短信——她身上唯一一张带出国的储蓄卡里，3万多元的余额已被冻结。朋友婚宴的礼金没法送了，尴尬的她恼火地挂断了电话。

    这通电话里，邹序金提到了一个名字，是小奕的母亲段某。直到小奕拨通母亲的电话，谜题这才揭开——

    段某是做玉石生意的。2011年5月，为购买一批玉石毛料，她找朋友借了59.5万元，并约定：若超过3个月的还款期，每日产生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她还把买在安宁、登记在小奕名下的一套别墅作为抵押，让自己的女儿成了共同借款人。

    3个月过去了，段某没能偿还欠款。于是，对方向法院起诉。2014年2月21日，官渡区法院主持调解，由母女二人承担本金及利息共70万元。

    “父母离异后，我跟着父亲生活，对母亲的债务一无所知。”得知真相，小奕夫妇俩心情一落千丈，计划两周的旅程也提前结束。

    哪怕是母女关系，段某在电话中也没道出实情。法院执行局多次找她，她坚称生意惨败，法官只好查询共同被告人小奕的资产情况。这一查，发现小奕的多个银行账户上有大量资金流动，由此认定她具有偿还能力，属于“赖而不还”。

    回国后，起初小奕没太在意，但她后来发现，这事儿对自己影响实在很大。她要去成都谈一笔生意，预订机票却不成功，后来才得知法院对她采取了“限高令”——约谈客户不能出入高档餐厅，自己不能入住高档酒店，不能坐飞机，涉及省外业务只能让同事去谈；公司业务周转，她去银行贷款，输入身份信息后，她发现自己上了“失信黑名单”，银行拒绝办理贷款……

    一旦上了“失信黑名单”，法院会把信息与银行、航空公司等部门共享。而最让小奕觉得难堪的是，南屏街的一块电子屏上公布的“老赖”中，也有她的名字。有朋友看见了，向她求证，她只好用“你看错了”作为搪塞。

    被冠上“失信”的标签，生活工作处处受限。自己母亲的做法被公婆埋怨，和丈夫吵架，连怀孕的喜讯也不敢分享，有苦更不能向外人道……为欠债这事，小奕差点患上忧郁症。可她母亲段某的态度却十分固执，始终不向法官讲借款的实情。

    今年3月，官渡法院执行局再次通知段某和小奕母女，到法院去协商。

    欠款分文未还的段某依然不松口。当一副手铐铐在小奕的手腕上，法官宣布对她执行司法拘留15日处罚时，小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泪如泉涌。目睹此景的段某也异常激动，血压瞬间飙升。经体检，段某的情况不适合执行拘留，法官便准备拘留小奕，“她的名下有豪车、豪宅”。

    眼见女儿要被自己连累，段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瓦解。原来，借款时，她伪造了女儿的笔迹，让女儿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自己的担保人。被债主起诉时，考虑女儿还在上学，不便牵扯官司，她又伪造了女儿委托律师代替出庭的材料。

    真相大白，小奕一时间语塞。在一旁的丈夫得知事件真相，决定状告岳母作伪证。

    但是，段某已满60岁，起诉母亲也于心不忍，小奕决定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并对借款协议和出庭委托书的笔记进行鉴定。法院受理后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目前，该案已进入再审程序。今年4月23日，执行局将小奕从“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中删除。

    “母亲的玉石生意一直亏损，母债子偿天经地义，为帮她还钱，我已经卖了一辆车。”回忆过去的半年时间，小奕还是觉得走到哪都有人要告她。作为抵押的那幢别墅是母亲和他人共同购买的，房子被查封时，又被共有人起诉。

    目前她暂时恢复了“自由身”，可并不轻松，“正在竭尽全力还钱，希望双方能好好谈谈”。

     蔑视法律 担保人成了“老赖”

    担保是一件严肃的事，一旦欠债者“跑路”，担保人就有可能成为共同被告，承担还钱的义务。

    担保是有风险的。很多法官建议，遇到非借不可的情况时，应让借款者提供房、车等抵押物，以便之后维权。

    作为担保人，当被执行人拒不露面，执行法官找上门来时，刘荣觉得自己“特别冤”。

    今年7月8日下午，官渡区法院对农村合作银行与吴某、刘荣的金融借款合同案进行执行。早在2010年，法院就已作出判决，由被告吴某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刘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官多次通知吴某，吴某总以“宽限宽限”为由多次求情，最近，吴某却彻底销声匿迹了。

    案件不能因被执行人躲藏起来而终止执行。法律规定，担保人可列为共同被告。于是，法官多次与刘荣联系，第一次刘荣接了电话，却态度强硬，以后直接拒接电话。

    当法官来到大板桥街道办事处一栋办事处大楼，通过做领导工作，刘荣这才怒气冲冲开着他的宝马X5赶来，还直接冲撞了法院的警车。

    “开得起宝马，却不还钱！”法官认为此事性质恶劣，对刘荣实施拘留措施，并将他的宝马X5予以扣押。原来，刘荣是某村的村小组长，鉴于和吴某是好友，才出面做借款担保。

     失信人员当众“晒” 让他们不敢再赖

    法院将继续加大“晒老赖”的力度，让他们赖不起，不敢赖，从而履行应该承担的义务。

    司法实践中，债务纠纷执行难是困扰法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早在1979年就已写进《刑法》中。

    债权人拿到法院的裁决，因执行难，判决文书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形象。为了打击“老赖”的嚣张气焰，2014年10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统一部署，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活动。

    近年来，云南各级法院执行案平均收案5万件，主动履行的却不足40%，平均每年约有3万件案子要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结合此次专项行动，截至今年6月底，云南省各级法院共判处“拒执罪”等犯罪案件24起，26人获刑。其中，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20人；以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处1人；以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判处1人；以构成其他相关罪名判处4人。另外，还对821起案件的836人次执行司法拘留，6329人被录入失信“黑名单”。仅官渡区法院，今年就已司法拘留76人。

    法官编辑“风险提示”，以短信的形式发给被执行人，这也是法院执行工作的“四部曲”——

    强制执行：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实行评估、拍卖；

    信用惩戒、曝光：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以告示的方式，大屏幕滚动推送被执行人的名单；

    限制出入境、高消费，一经发现拘留15天；

    法律制裁：民事违法制裁以罚款为主，个人处10万元以下，公司处5万元—100万元罚款，司法拘留15日以下；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情节，按非法处置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执罪”处罚。

    从《刑法》确立“拒执罪”以来，各级法院执行效果不太乐观，省高院执行局局长吕召认为，这与程序设置有关。法律中，关于程序规定不太明确，导致执行法官不太注重搜集证据，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侦查起诉时，往往以“证据不充分”为由不予立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22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情节严重”情形作出具体细化，并对以前管辖不明的情况作出修正，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前“拒执罪”多以检察院起诉为主，现增加“申请执行人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条款，实现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程序。

    吕召强调，接下来，将继续加大“晒”的力度，让“老赖”提高“知名度”，在公众面前现出原形真身，履行应该承担的代价。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采用限制高消费促进社会诚信建设，让“老赖”赖不起，也不敢赖，堵住可能导致失信的漏洞。(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法官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都市时报 记者周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