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新青年》:陈独秀曾提推倒"陈腐的古典文学"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恰逢《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本报特推出《重读》栏目，陆续刊登系列文章。今天的开篇之作是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孙郁老师的文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回顾了《新青年》上当年那场著名的论争。

    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到内发的热度。

    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作家马克斯·欧瑞的随笔，讨论女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借此文想引起国人内省。他还翻译了美国的国歌，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译作骚体意味颇浓，留下的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不久就显示出自己特别的文风，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的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单纯，多见新思。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在讨论文学现象，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青年胡适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这样的理念，与形而上学不同，乃中国文人最缺失的所在。但陈独秀与之正好相反，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验的东西是凝重的。胡适思考文学规律，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他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者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流行的观念。因为旧式的表达多有伪饰地方，还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民初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他觉得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应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古文的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

    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是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觉得这个分类有些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看得出有很大的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的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心口一致。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在里，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专门批评过《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里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要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过于干枯，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语言简单理解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囿。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化了。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流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三大主义

    与胡适不同的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还不能停留于此，胡适的根底还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那种洞世的目光在笔端闪闪发光。这样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写出来，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象。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微缩的一个判断，把它微缩到一个画面里面，很有冲击力。

    他不满于魏晋以来雕琢阿谀的铺张文学，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社会化，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但文学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杂，它具有无限种可能。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可能，南社文人的写作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胡适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以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似乎就有一点霸道的意味。他的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钱玄同 朱希祖 刘半农 傅斯年

    呼应陈氏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参与其间。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这里，钱玄同最为热情，对旧文学大骂不已，颇为冲动，有些甚至过于偏颇。他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白话小说》等文中，不断抨击旧的文学。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为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慢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

    这样的话，显然过激。倒是朱希祖这样的人说话平和。他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绫罗绸缎。朱先生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慨叹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难于直说。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的简短，句语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灯谜式的，也有像歇后语似的，娇柔做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戏，戴了假面具一样。他说白话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一览无余了。

    胡适谈论此类问题，还比较含蓄，锋芒是内敛，他许多没有说出的话，倒是被刘半农所言及了：

    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这种人我实在没有功夫同他说话。其能脱却这窠臼，而专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多走错了路头。如明明是贪名受利的荒伧，却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处于青年有为的地位，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作出许多极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康有为作《开岁忽六十》一诗，长至二百五十韵，自以为前无古人，报纸杂志，传载极广。据我看来，即置字句不通，押韵之牵强于不问，单就全诗命意而论，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摆阔。胡适之先生说，仿古文章，便做到极好，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逼真赝鼎”。我说此等没有价值诗，尚无进古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载《新青年》三卷五号）

    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所认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著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说：

    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艰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语之上选也。

    谈话风 新民体 五四风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适的功莫大焉。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有学者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来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语即可达成。但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人在一个套子里模仿孔子，却没有孔子周旋于尘世的自如无伪的样子。寻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会表达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刘绪源先生说：

    “谈话风”不仅是最为透明的，同时也是最为综合的，它不让你只专注于某一项，而要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亦即前人谈到“文人传统”时所说“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达到了这一步者，才能写出上好的“谈话风”。同理，也只有达到这一步，创作生命才有可能绵延不绝。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的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可心者却数目寥寥。

    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与基本审美理念有别而言。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之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今天回味起来，颇多趣处，其自由无伪的神态，我们审之、思之，不能不深感怀念的。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