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向云驹等批评家谈文艺创作：中国精神是文艺之魂

    文学创作是一种内在生活和精神劳动，是一项关乎灵魂的事业。我们的写作如果不能影响别人的灵魂，至少可以触碰我们自己的灵魂

    如何透过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硬壳把握它的生活本性，还原它的形象气韵和生命神髓，体现它的情感共鸣，这一点对文艺家来说尤为重要

    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精神上的正能量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思想艺术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新的时代，中国文艺仍需以中国精神为魂魄，砥砺品格，凝炼气韵，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汇入时代前进和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

    张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高峰”之作？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成为共识，那就是好作品一定与灵魂有关，它能够触动灵魂、塑造灵魂、涤荡灵魂。

     文艺是关乎灵魂的事业

    刘庆邦：当下的文艺，总体上看乱花迷眼，具体看又精品无多。对此，作为一个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不可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去埋怨环境，埋怨媒体，埋怨评论家，甚至埋怨读者。还是要眼睛向内，来一番自省，看看自己在整个文学生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为文学园地提供了积极、健康、向上、美丽、有益的东西。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这个说法，每个作家都耳熟能详，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认同。有的作家报以微笑，认为这个说法高了，是在为作家戴高帽——不就是码码字嘛，哪里就够得上灵魂呢，哪里敢与工程师相提并论呢？

    我对这个说法也有些敬畏，从不敢轻易把自己的职业与这个说法相联系。不是谦虚，真的，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劳动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差得很远。然而，我不能不承认，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种内在生活和精神劳动，的确是一项关乎灵魂的事业。我们的写作如果不能影响别人的灵魂，至少可以触碰我们自己的灵魂，通过写作改善自己的灵魂，不断完善自我。

    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作家的写作是作家的生命之歌，是他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作家的创作过程与作家的生命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生命的质量，作品的力量取决于生命的力量，作品的分量取决于生命的分量。所谓生命的质量，是指一个作家的人格。高尚的人格应当包括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良好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生命的力量，主要是对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以及他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思想宽度和思想高度而言。一个作家勤学、善思，对世界有独特的看法，又勇于并善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生命有力量。鲁迅就是一位极具生命力量的作家。史铁生身体不好，常年在轮椅上生活、写作，但他对生命的不懈追问，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作家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是受过挫折，经过坎坷，甚至被误解过，被轻视过，被批斗过，锻炼再锻炼，加码再加码，生命才逐渐变得有分量起来。沈从文评价司马迁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写出伟大的《史记》，得益于他的忧患意识和生命的分量。不论是司马迁，还是沈从文，他们的生命都很有分量，因而才写出了有分量的传世作品。

    像司马迁、鲁迅、沈从文、史铁生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极高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文艺内在需要

    张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一个作家的高尚追求。文艺作品不仅是创作者个人修为、素养、德行的外化，更应该是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承载和传播。惟其如此，文艺才能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实现其价值。这既是文艺的社会责任，也是文艺的内在需要。

    张未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是对我们生活实践的正能量的集中表达，具有向上的道德崇高性，同时又是对伦理底线的守护，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它是用观念性符号表达的生活，如何透过它的概念硬壳把握它的生活本性，将艺术审美视界与价值伦理视界相融合，还原它的形象气韵和生命神髓，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这一点对文艺家来说尤为重要。

    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望文生义地理解“文以载道”，难免会简单化，似乎“文”就是一个装载工具。其实只要仔细思考，想想“道”这一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本体，文怎么能够“装载”得下？反而可能是人行走在生活的常道、正道之上，被这伟大的道所指引和承载，我们的“文”才可能具备伟大的品质，从而实现自己较高的审美境界。

    历史上，人类创造出无数深刻而生动、与伟大理想道德融为一体的文艺经典，这些经典作品审美光辉与道德光辉同在，它们自觉拥抱生活与生命的本质，从不把这种本质作抽象空洞的处理，而是还原生活的完整、积极与鲜活生动，由此进入价值观的核心地带，可以说，真正的文艺精品都应该而且一定是核心价值观的表达者和表现者。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民族核心价值精神的指引和塑造，因此才有其与日月同辉的灿烂景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此阐释“文”与“道”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是说，我们要心存敬仰敬畏之心，明白“文”都是生活之“道”的神圣产物，这样文艺家才能像圣贤一样使道垂之于文，他自己也因文艺的创造而可能阐明道，实践道，从而“日用而不竭”，生活和生命以及文艺才不会枯竭。对于今天的中国文艺来说，建构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是应重之“道”。

     真善美是永恒价值所在

    张江：事实上，文艺所载之道，很少有高不可及的“大道”，而多是日常生活的“常道”。其中，真善美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倡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在抨击假恶丑中倡扬真善美，这是文艺的职责所在，也应该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投身此中的基本使命。

    雷达：从审美常识来看，艺术的真实性、功利性、欣赏性三者的完美融合，是真善美统一的艺术境界。综观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作家艺术家们获得的每一次巨大成功，总是与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价值密切联系的，凡是在历史风雨中站稳了脚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都是把真善美凝结为一体并凸显其宝贵价值的。鲁迅就曾说，凡文艺都有“圈”，例如“美的圈”“真实的圈”“前进的圈”，而这恰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批评标准。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真善美的声音弘扬得还很不够。而弘扬真善美的声音，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精神旨归。我们今天的不少作品，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样说，丝毫没有轻看批判性文学的意思，揭露、批判、直面“惨淡的人生”，反对“瞒和骗”，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多年来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只有揭露性文学才是好的，才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精神上的正能量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思想艺术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当然，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真善美不应是虚浮的、浅薄的颂歌，它是在与假恶丑的斗争中发出其光亮的。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只是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是中国精神的高扬，是伟大人性的礼赞，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重铸民族灵魂的理想。

     文艺要贯注优秀中华文化血脉

    张江：文学艺术既是时代精神的审美呈现，也是历史传统的当下延伸。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而成的智慧、气韵、神采。中国文艺要获取更加绵长深厚的发展动力，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独具魅力的精神标识，必须贯注优秀中华文化的血脉。

    向云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古人云：“文人者，大匠也。”大匠操斤，不惟技法，犹在神气。在主体人格上，中国文化传统推崇“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艺术精神上崇尚“文以载道”，在文章境界上追摹“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即所谓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而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举道义、立使命、敢担当、履责任。这使命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道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又与时俱进的文化传统。

    文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必须要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必须要贯注中华文化的血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思想和追求，也以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多样的门类、风格、形式，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形态。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精神史。远古岩画、原始彩陶、商周青铜、秦砖汉瓦、魏晋石刻、隋唐三彩、宋瓷元瓶、明式家具、清代织锦，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是中国形象的演变史，留给世界文艺宝库一批辉煌的珍宝。此外，放眼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红山玉器、编钟、兵马俑、三星堆、长城、敦煌石窟、故宫、园林、清陵、书法、昆曲、古琴、中国绘画……一部缤纷的艺术史长卷，铺展在人类文明长河之中，彪炳天地，享誉世界。拥有如此丰厚博雅、广大精深的文化遗产，站立在如此壮丽伟岸的巨人肩膀之上，我们应该为人类续写新的文明篇章。

    张江：历史上，中国文艺凭借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底蕴，卓尔不群，傲然挺立，创造了辉耀千年的伟大历史。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文艺仍然需要以中国精神为魂魄，砥砺品格，凝炼气韵，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更加刚健有为地汇入时代前进和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