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结论不能只是没有他杀依据

    年仅24岁的阜阳女子娜娜（化名），今年7月初被发现在山东高密的出租屋内死亡，身上共有7处刀伤，其中脖子上的5处刀伤为致命伤。经过尸检，当地警方给出的结果是“自杀，不予立案”。24日，记者从高密市公安局获悉，山东省公安厅介入调查该事件，二次鉴定结果依然认定“自杀，不予立案”。（8月25日《安徽商报》）

    对于一起命案，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办案警方草率，这毕竟不是谁家丢了一条小狗。然而，此案警方给出的“自杀”结论，至少在公开的情节上难以圆说。就高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8月5日给死者丈夫的不予立案通知中，称“死者为自杀，没有发现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表述就不够严谨。就当“没有发现犯罪事实”是指没有发现他杀证据，那么，判定自杀的重点就不仅是排除法得出的结果，而应该有认定自杀的根据。自杀的结论不能只是没有他杀依据。

    问题在于，警方给出的死者的“死法”，完全不符合自杀的基本特征，相反，死者身上的7处刀伤，其中脖子上的5处致命刀伤，别说是女子，就是男人也是难以做到的。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死者把刀立在桌子上，伸脖子往刀口上划的。很难想象把刀立在桌子上，对划自己的脖子有什么心理或物理上的帮助作用。而这个结论也只是警方“推测”的，觉得“应该是”这种死法。如此，这个自杀的结论就很难让人凭常识去相信。

    其次，死者的自杀动机也是个谜团。根据现场景象，死者当时处于完全正常的生活状态——厨房里还有正在和的面皮，电饭锅也是在用的，准备喂孩子的奶粉还没冲，丝毫没有打算自杀的迹象。而警方对此的解释称，“这很有可能是娜娜做饭期间突然想到或看到什么，让她立刻产生自杀的想法，进而实施自杀行为。”对此，笔者以为，警方在没有证实死者“突然想到或看到什么”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毫无价值，也几乎可以强加到任何疑似自杀的死者身上。

    再则，当地警方透露，此前在死者家中曾找到其生前写的一本日记，写作内容符合自杀前心理状态。那么，警方为何宁愿蒙受质疑，也不肯透露或可解开这个谜团的相关日记内容？而据死者丈夫称，那并不是日记，只是妻子的记事本，有时写当天做了哪些事，买了什么东西，偶尔写些当天的心情、状态。

    一起看上去不涉及什么机密的死亡案，怎么会弄得如此扑朔迷离？如果相关报道没有遗漏重要情节，也没有对警方的解释断章取义，那么，这个自杀的结论十分不严密、不专业——基于“没有发现犯罪事实”，又推测出死者“把刀立在桌子上，伸脖子往刀口上划”，认为“应该就是这种死法”。假如反过来说，除了这种离奇的“死法”，还有什么不应该的死法？假如在一个有刀伤又有刀具的命案现场，在找不到他杀证据时，这起案件中警方的所有解释，几乎是可以统配的“百搭”。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相关警方会如此敷衍了事，其中可能还存在目前不便对外公开的情节。但是，即使是暂时的搪塞，这样的说法也不可取。至少对于笔者来说，就最怕警察的形象受损，因为，警察是社会乃至个人安危的靠山。如果以警方对此案结论的解释，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警方办案能力，让笃信“有困难找警察”的老百姓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