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员工创业圈互联网公司成创业黄埔军校

　　场子明明足够大，但对百老汇这帮人来说，还是有点施展不开。

　　活动下午4点开始，5点多已经沸腾。能容纳500多人的餐厅有1000多平方米，本应绰绰有余，但到场的450多人看起来更愿意凑在一起。相隔30厘米的两人说话基本靠吼，想往前挪一步就得蹭到三四个人。主持人在5平方米不到的主席台上拿着话筒提高音量，“还有没有人上来？”人群中挤出一个人跳上台，“我是某某机构，主要投某某领域……”主持人凑过来拎拎他脖子上的胸卡挂绳，“有项目的同学们看这里，戴红色挂绳的是投资人，红色代表钱……”

　　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百度离职员工组织“百老汇”的年度聚会上。据说，阿里巴巴的离职员工群“前橙会”同样受到投资人追捧。腾讯离职员工群“南极圈”则直接商业化发展，定位为“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在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浪潮里发展起来的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里，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了人才输出的大户。

　　 投资人路演像集市卖东西

　　前百度员工丰俊文第一次参加百老汇年会，走进来时，正赶上那场“像集市卖东西”一样的投资人路演。他万万没想到现场“会那么混乱和失控”，“原以为是个班级聚会，结果全年级的人都来了。”

　　他的惊讶没能持续3分钟。一回头，他看见几个熟人，说句“啊！你也来了”，再说句“你现在在做什么”，就进入了舒坦畅快的聊天。

　　这是典型的“百度式社交”，简单、直接、没有客套、不绕弯子。两人对话，说到某人的项目。一个说“啊，你做的这个太烂了”，对方也不兜着，“是啊，但现在有哪个项目不烂的？”

　　丰俊文2010年从百度离职，2011年开始创业，是移动应用一站式后端云服务LeanCloud 的联合创始人及CTO(首席技术官)。年会过后没几天，LeanCloud和百老汇成员、短信供应商多盟达成了合作。通过百老汇，在微信上加个好友，丰俊文又和云片网谈到了价格更优惠、使用方式更灵活的服务。

　　年会那天，刘继汉4点整就到场了，“对就打算多见几个人的创业者来说，现场乱不乱，吃不吃得饱，都可以忽视。”作为一个创业者，他谙熟那种“创业者像猴子一样在台上跳，投资人坐在下面看”的场景。刘继汉深知这场罕见的投资人路演的价值，“更难得的是，上去路演的大多是投资机构里合伙人级别的人，而非一般的投资经理”。

　　刘继汉2014年12月离开百度创业，目前已进入A轮融资阶段。在百老汇年会上，这个新晋CEO展示了项目，结识了许多VC(风险投资人)，“当时找我的就特别多，挑了几个在细聊，(他们给的钱)基本上都能达到预期。”

　　马尧从广州飞来北京参加这次年会。他2004年进入百度，2007年离职创业。参加完年会后，找过来的投资公司和合作伙伴明显多了，而且效率很高，“忽略了相互试探的阶段，快速进入谈实质内容的节奏”。

　　百老汇组织者陈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百老汇有近万名成员，百度系的创业公司有200多家。2015年百老汇年会，志愿者通知了16个创投机构，结果来了30多个。

　　汇聚在这个平台上的人脉资源，刚刚开始展现能量。

　　“万能的百老汇。”51社保网创始人胡万军告诉记者，百老汇成立了微信群，群里经常提这句口号，“比如有人想找E代驾合作，群里吼一声，就有人把E代驾的高管介绍过来。”年会那天，胡万军派了五六个人来当志愿者，当晚就收到了30多家企业的报名订单，随后几天还陆续有新的订单找来。

　　没有人预测到今天。

　　百老汇成立于5年前。2010年，陈枫从百度离职，“闲得没事”，想见见老朋友，但“不是他出差就是她有事”，干脆成立了一个群方便聚会。从朋友拉朋友开始，百老汇的组织者们“没想到”，成立第一个季度就聚集了300多人。

　　 满世界都在谈互联网，闻到的味道都一样

　　隔着时空，很多事情变了。

　　15年前，北京邮电大学通讯系研究生三年级学生王啸，通过高校BBS论坛看到了一家名叫百度的创业公司。后来这个公司租下北大资源宾馆1414和1417两间套房当办公室，成员李彦宏、徐勇、刘建国、郭眈、雷鸣、王啸和崔珊珊，“都是身怀梦想的人，有一样的信念，要做出最好的产品”。

　　11年前，中南大学物理学院电信专业毕业生胡万军进入百度总部时，公司有224名员工。工号为348的项目经理胡万军，在位于北京西四环理想国际大厦12层的一些企业软件讨论会上，不时遇到7号员工、企业管理软件总监王啸，讨论项目如何操作。

　　当年的创业公司百度如今已经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的巨头，有4.5万多名员工。离开百度的员工总数约6万人，胡万军2009年投身创业大军，王啸2011年离职成立九合创投，做起了天使投资。

　　有些东西似乎又没有变。

　　和15年前很像，如今的中国又开始弥漫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业氛围。“这和我2000年来北京时很像。”陈枫说，好像满世界都在谈互联网，“闻到的味道都一样，兴奋、机会、风险，和对金钱的欲望”。

　　胡万军从“变得越来越规范的”大公司离开，想要“自己做一些事情。”王啸则成了聊各行各业各种项目的、“不断思考和学习东西”的天使投资人。2014年，在西二旗附近的一个茶馆里，胡万军和王啸谈项目，“谈了10分钟，基本上就敲定了。”胡万军说，事先准备好的PPT都没用上，王啸领投了51社保。

　　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热潮，给隔着时空的中国带来了相似的冲动。追逐梦想的人们也许换了个身份，但依然身处其中。和15年前不同，如今基于大公司的创业生态圈开始展现出某种能量。

　　在王啸看来，2000年左右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个梦想而去创业的。想要平等的沟通、自由的交流，不畏权威、挑战权威、颠覆权威，年轻人桀骜不驯，怀着“我就看不上大公司，我就要做一点更牛的事”的念头……“这个种子，来自硅谷的创业文化。”王啸说。

　　彼时，中国的互联网基础条件和网民基数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互联网创新一度是C2C，“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然而，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市场足够大、软硬件条件都具备的中国，迎来了新的机会。

　　中关村创新文化促进会会长夏颖奇用“Spin off”来形容从各大互联网公司中派生出创业者的现象。他解释说，“Spin off”就像是在打陀螺时甩出小颗粒一样，在快速旋转的物体中，不断剥离出小事物。“这一点中关村和硅谷很像，会由一些发展壮大的大公司中，派生或者衍生出新的创业公司”。

　　“中关村创业者的梦想都挺大的。”王啸说，他想不清楚一种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影响自己，但他感到，已经被互联网文化潜移默化。“我就觉得创新、自由都挺好的，我就觉得应该有创业的梦想，应该去颠覆那些东西，那些无效的、没有价值的、被控制着、被垄断的资源。”王啸说，“如果我是北邮的学生，或者去了国企工作，我不可能有这个想法。我也想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事，让我有了这种想法，但肯定不是别的公司，只能是在百度，只能是在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