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文成研究员应邀在清华大学经济史论坛发表演讲
2017年6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副局长（挂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货币史专家王文成教授做客清华经济史论坛，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史上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的演讲。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主持了本次演讲。王文成教授从事中国古代的货币问题研究多年，本次演讲在对宋以降白银发展历史回溯梳理的基础上，主要就“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认为，“白银货币化”即指作为商品的白银，由商品变成货币的过程。而“货币白银化”指白银在货币体系中成为主要货币，发挥基准定价作用，或建立单一银本位制的过程。二者在白银与货币关系史上，是首尾相连、前后交替的两个阶段。白银货币化，是在宋金钱楮并用条件下，白银的社会角色从商品成为货币的过程。“在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之时，孕育着货币白银化的开端。”宋金时期银、钱、楮三种货币的关系，“为元代乃至明代货币白银化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未来货币流通格局发展的方向。”（王文成：《宋代白银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0页）
北宋时期已经形成了华北、川蜀、东南等相对成熟的区域市场。区域市场之间，以及北宋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跨区跨界批量贸易。铜铁钱价值小、重量大，北宋御前侍卫(大力士)所能搬运的铜钱也不超过4-5万钱。贱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这类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新的货币。宋金时期白银产量、存在数额已十分可观，北宋末年开封府库中的存银量已达到数亿两。于是，在宋人发明纸币解决区域市场内部批量贸易中的货币问题后，开始用银解决跨区、跨界批量贸易中的货币问题。白银在参与折博、兑便、上供、籴买、回货及跨区批量贸易中，长期、广泛与铜钱和其他商品开展价值比较和互换，至迟在南宋初年，白银已经发挥了总计价值、讨价还价、计价标准、兑银计值等价值尺度的职能，成为实现商品交易的媒介，与铜钱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官方兑换价——“省则”，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变。
两宋时期，辽、北宋、金、蒙元在长城内外及黄河流域兴替，空间上形成叠压关系。这种叠压关系中，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前后连贯，延续性推进。与南宋同时存在于黄河流域、地跨长城内外的金朝，继承了北宋白银货币化的成果，形成了稳定的银钱兑换关系，并实现了白银货币化。承安年间以后，进入了货币白银化阶段。金朝在旧例五十两银锭之外，铸行承安宝货，增发小钞。交钞、铜钱、宝货、小钞并用，货币混乱，宝货盗铸，铜钱逃逸，大小钞贬值。官府开始限制铜钱流通，以宝货代钞本。在银进钱退的过程中，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提升，成为基准定价货币，甚至如金朝人所言：市场交易唯用见银。所面临的问题只是“畸零尤难”。[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思想战线》2016(6)]
蒙元时期市场空间扩展，重心北移，市场层级萎缩，远距离批量贸易、财赋转输以及“投下-斡脱-世侯”信用关系确立。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蒙元从所占领的金朝旧地，不仅继承纸币制度，而且延续发展宋金用银、强化银钞关系的举措。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统一辖区货币，行中统钞，全面确立“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纸币从铜钱的大额价值符号，变成以1两为标准、1厘为起点的小面额纸币。以纸币等分白银，作为白银的价值符号在市场上流通。货币体系以银两为标准，金、银、钱、钞等值对应。平宋之后，“银钞相权”推广到南宋旧地，制定实施《至元钞法条画》，发行至元钞后，货币体系进一步完善，银钞相权通行元朝全境。中国历史上货币体系成为基于银两重量单位，用纸币按两、钱、分、厘等分银两价值的货币体系。白银在全国货币体系中，成为主要货币，货币白银化初步实现。
元朝中后期的市场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货币问题主要是钞本银不在官、伪钞问题、民间自铸钱以及零钞问题。元朝中后期“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业已向“银钱并用”过渡。元末官、民铸钱，白银流通，纸币崩溃。洪武初年恢复铸行铜钱。洪武八年（1375）造大明宝钞，禁以金银物货交易，洪武二十七年（1394）禁铜钱。纸币延续了元末情况，进一步失去价值基准和价值保障，仅仅依靠帝王权威和官府权力强制流通。明朝最终于宣德十年（1435）弛用钱之禁，次年弛用银之禁，铜钱和白银一起恢复流通，纸币全面崩溃。正如彭信威先生所言：弘治以后，宝钞在货币经济上，已没有任何意义，人民在日常生活方面，所支付的是银和铜钱，钞票早已不用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好像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一条鞭法改革中采用了“两本位制”中的银标准，在推进财政货币化、白银化的同时，扩大了银标准的用途、影响，扩大了货币白银化取得的成果。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完善，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外国银元大量输入。明清官府在如何处理银钱两种货币的关系上，采取了多种措施，收到了不同的效果。清末中国开始从银两标准向银元标准转变，尝试建立银元本位。宣统二年(1910)的《币制则例》规定以银为本位，以圆为单位。民国三年(1914)的《国币条例》，从制度上做出了更为完备的规定，但市场上“两、圆”并用，银铜辅币的价值随市场波动，健全的银元本位仍未建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废两改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为“元”，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尚未及全面贯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宣布法币与英镑挂钩，白银与货币体系脱钩。
讲座最后，王教授就整体内容进行了总结。认为白银货币化从商品银开始，到白银成为货币结束，其结果是白银加入到货币体系中来，成为多元货币体系的一员。由此也引发了货币体系的标准问题：是继续保持铜钱标准，还是采用新的银两标准?货币白银化随之展开。金元时期的货币体系逐步确立了银两的基准定价地位，货币白银化第一阶段完成。而货币体系从银钱“两本位”，向单一银元标准的转化，则始于外国银元的输入。清末民国初年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货币白银化第二阶段(银元化)初步实现。但直到国民政府宣布白银与法币脱钩，单一银本位制度在中国仍未完全变成现实。从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的历史还意味着，历史货币逻辑上存在单一货币、基准货币和多元货币等多种形态。货币的单质性、统一性与币材的关系，货币单质性、统一性与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动态发展，是中国货币史、货币体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值得大家不断深入探索。
注:引用注明出处，王文成《中国经济史上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清华经济史论坛2017年6月6日。
（整理：王正华，清华大学研究生）
（转载自清华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