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活农村市场 增加农民收入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2016年“清华三农论坛”在京召开。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中国农业、农村当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农业补贴收储制度需要改革；二是农民增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三是脱贫工作已到攻坚阶段，需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脱贫。
价格形成机制
和收储制度是改革重头戏
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始终是农业问题研究的核心。不解决农产品价格的问题，市场机制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农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国务院参事杜鹰提出，“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当务之急。目前供求失衡最严重、价格矛盾最突出、产业链整体压力最大的就是玉米。因此，下一步农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玉米临储价格改革。”
2015年秋天，玉米临储价格首次从1.12元下调至1元，首次打破价格只升不降的模式，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杜鹰认为，玉米目前的问题，由价格而起，波及整个产业链。一是库存积压严重，仓容缺口巨大；二是饲料、淀粉、燃料等下游的玉米加工企业经营惨淡；三是国内外价格差距不断拉大。玉米临储价格改革既牵扯农民利益，又涉及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益；既涉及国内，又涉及国外；既涉及当前，又涉及长远，必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和改革的切入点。
对于玉米临储价格改革的实施，杜鹰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要进一步下调玉米的临储价格；二是要对玉米种植户给予补贴；三是要保留玉米临储价格托底收购的功能。相关配套改革包括尽快卸库、控制进口及调整东部地区的种植结构。陈锡文对目前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有四点建议：挡住玉米替代品的进口；不增加库存；活跃各类市场主体；不让农民吃太大的亏。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韩俊表示，“玉米产量占我国粮食产量的1/3多，其价格问题是典型的市场失灵案例，解决的方法就是要让市场恢复活力。”
借城镇之力解“三农”之困
“三农问题不能自行解决，需要借力城镇。”陈锡文提出。韩俊也表示，“农业是生产、生活、生态的活动，具有多功能性。激活农村的资源，首先要优化资源配置。”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向城镇借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提出，“不要把农民与农村发展孤立起来，一定要主动从城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借助城镇的消费力，借城镇的消费对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有重要意义；二是善用城镇的智力；三是利用城市的地力，农民也应该享受到城市土地价格提升所带来的利益，要找到使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途径。”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农民来自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近四成，但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有所减少。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但是建筑业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滑，制造业比重也在不断下降。陈锡文表示，“城市的劳动力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借助城市力量来发展农业也要有新的思路。”
“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在思路上要主动跟城市相结合，不能完全依赖财政补贴。”周其仁说。
加强农村人口迁移衍生问题研究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表示，“三农问题关系到中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一起在现实国情下开展创新性研究。这其中有许多相关理论问题还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比如，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农民工的市民化、乡土文化的保护等，这是我们三农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发挥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所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又一项政策决断。”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士余认为，目前国内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体系还有待完善，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距离商业金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实现农民增收，出路在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竞争力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制度创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俊提到，“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都在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问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杨小平表示，“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最难的也在农业，短板也在农业。在农业发展到由温饱农业转向商业农业的时代，技术规模一定要有适度的组织规模来做保障。”
近年来，乡村旅游越来越流行，已经成为城镇居民节假日消费消遣的重要形式之一。“2014年乡村旅游的人数占全年旅游总人数的1/3，带动农民就业3900万。但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只是乡村旅游这一个方式，村庄的主要功能还是生产生活，如何将农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拉长，使农民在其中得到更多的有效收益依然是最重要的任务。”陈锡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