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法院人
采访手记：用青春书写法治春秋
2014年2月至4月，笔者分别探访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5位离、退休老法官，同志们把他们称为云南高院“五老法官”。这是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事件亲历者的讲述，数百张泛黄的珍贵老照片，近百万字的第一手素材，让我们回溯时空隧道，和5位老法官一起重新经历了一次新中国的法治路程。
从放牛娃到军职干部、从大上海知青到二野军政大学生、从剿匪战士到法院政工、从西政首届毕业生到刑庭庭长、从民国书记官长的勤杂工到共和国新法官，他们殊途同归，创造、谱写、见证了共和国法治的发展历史。峥嵘岁月，平凡人生，5位老法官分别是：李文进、郁青、邹世富、谢方、袁方。光阴流逝，白驹过隙，如今他们都已届耄耋之年，容颜苍老、韶华不再，五老之一的李文进老法官已经和我们永远离别！
4月底的今夜，放下手中的笔，关掉摄像机，繁星满天，清月朗照，回首来处，他们依然身手矫健，行色匆匆。历史中法官们默默地行走，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
不知生，焉知死？不知过去，何以行未来？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了法治春秋，他们是永远的法院人。
我们不是创作者，我们只是事实的记录者！
“ 五老法官 ” 之一： 百岁李文进：戎马归来护公正
2015年1月20日6时40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李文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去世，享年101岁。
“戎马生涯，法官远行。我曾经与李文进老法官有缘一见，他幽默风趣，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日，看到无数白发法官和刚入职的年轻法官们自发前往为李老送行，不禁感慨万千！”这是1月23日李文进追悼会后，云南高院一位年轻人在微信上发出的哀思。
戎马生涯，守护公正。从四川转战全国，最终来到云南，从放牛娃到红军将领，从军人到法官，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有着怎样的法律情结？
“1933年，红军在我父亲的老家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扩红。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放牛娃的父亲也跑去要当红军，因为个头矮，招兵的人不想要他。后来，父亲软磨硬泡，最终如愿加入红军，被编入李先念的三十军。”
3月26日，李文进的大儿子李胜平接受了笔者的专访。这位云南高院的退休法官，头上已有些许白发。他与父亲一样，都曾在云南高院工作。在接受采访时，依然穿着法官制服，佩戴着十多年前云南高院制作的小徽章。谈及父亲的一生时，他语速很慢，不时陷入沉思。
李文进所在的二纵十军属于李先念的部队。1953年，二纵十军中一部分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部分参与组建四川公安部队，李文进先后担任川南行署公安厅副厅长、公安纵队副政委，后来，又调到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政委。1953年年底，李文进调任云南省公安纵队副政委。
1967年，带着对部队的不舍，李文进转业到云南省林业厅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父亲戎马半生，非常正直，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当时他非常舍不得离开部队。” 李胜平回忆说。
1973年8月，李文进调到云南高院工作，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开始了他的法官生涯。
90年代末，李文进来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人民法院调研，看到办案人员乘坐的吉普车多处锈迹斑斑，李文进向陪同调研的红河县法院院长详细询问了法院的情况。红河法院院长告诉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法院经费保障困难，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出差费更是难以保障，每个干警手上都有几百上千的差旅费发票无法报销。当天，一个豆腐，一个鸡蛋西红柿，一个苦菜汤，就是晚餐，李文进坚决要求用自己的工资自付餐费。回到昆明，李文进将该县的情况向省高院领导作了反映，并帮助该院更新了一辆工作用车。在基层调研时，李文进总是会到基层法庭调研，并选择到一两名干警家里做家访。
李文进调研不喜欢听书面汇报， 而是习惯进村入户和农民面对面交流。他常常说：“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一定要自己多看，亲眼看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只是听听汇报，这样来的东西不真实。”
云南的县区，李文进离休后只有4个县没到过，可以说一直到91岁高龄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的路上。每次调研回来，李文进会及时将情况整理，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1998年4月18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看了李老作的相关调研报告后的回复批示中这样写到：“您已高龄仍对我省政法工作十分关心，亲自下地县考察工作，精神令人感动……多谢了，祝身体健康。”
李胜平说：“部队转业时，父亲告诉我们，他一辈子从不走后门，我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
李胜平记得自己分配到云南高院上班第一天下班后，父亲李文进叫住了他。“父亲对我说，调到法院，要好好工作，不要挑肥拣瘦。你做刑事法官，要想想自己的责任，人命关天，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强学习，要严格依法办案。”
李文进粗茶淡饭，爱好就是喝喝茶，看看报，散散步。李胜平说：“父亲很爱劳动，记得1989年我们搬到五华山大梅园巷居住，父亲在院子里、屋顶上种了很多菜。家里的肥料不够，他还带着我们到附近公厕挑大粪浇菜。很多熟人看到他去挑粪，都很惊奇。”
2013年9月21日，李文进因为摔伤住进了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5年1月20日，百岁老人医治无效在昆明去世。住院病重期间，他告诉几个子女：“我一生清白，今后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做人，不准对组织有过多要求。”
“ 五老法官 ” 之二：女法官郁青： 88 岁依然是法治追梦人
昆明市滇池路云南省检察院小院宿舍，繁花盛开，绿荫映帘，云南高院离休老法官郁青正在翻看一份刊发有“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在三亚开幕”新闻的《人民法院报》。“加强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很好！” 郁青很高兴。
88岁高龄的郁青，一头短发，身材清瘦，脸色红润。当年，响应“解放大西南”的号召，上海学生郁青毅然加入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参加新中国法治建设。检察官、法官，这位淡定平和的法律工作者身上有着一种特别的气质。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虽然我今年88岁了，但是我同样关注当前的司法，我依然是法治追梦人！”郁青说。
郁青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宜兴的一个中学任教。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祖父的电灯公司和旅社在日军的轰炸中彻底毁灭。国难家仇，郁青一家三代人无家可归逃难到乡下。郁青，这个从未离家出过远门的江南女孩，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满怀对革命事业的憧憬，1949年6月独自从上海到南京，考入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75年郁青调到云南高院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直到1983年离休。
办了几十年的案件，走过了很多地方，回忆起当年的办案情形，有一个案件给郁青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法院的公平公正，就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
1976年1月，驻滇部队的一名军官起诉妻子离婚。女方是随军家属，有精神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那个特殊时期，这起离婚案件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女方生病已被送回山西省沁源县老家，是个条件艰苦的山区。为了妥善办理好这个军婚案件，单位指派郁青和同事徐忠建一起前往山西沁源就地审理该案。
一个多星期，郁青每天都到村子里，重点做女方家属、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工作，又在女方近亲属中确认了法定监护人。通过反复宣传法律，终于做通了各方的思想工作，协调好对女方居住的窑洞进行修缮，并彻底解决了离婚后女方的生活照顾、看病、子女定期探视等善后问题，当地群众和女方家属都很满意。
离休后，郁青还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坚持做社会公益。1995年起，郁青被《云南老年报》聘为法律知识顾问。20年来，她义务做法律公益。建党90周年之际，郁青被表彰为云南省“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采访中，对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央精神、法官员额制、云南试点法院等内容，今年88岁的郁青如数家珍。谈到现在全国法院积极推行的裁判文书上网，郁青很赞同：“这个做法好，对法院和法官都是一种监督，逼着法官提高自己的审判能力。” 郁青非常关注当前的司法改革，她说：“这也是法院的关键时期，希望通过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她还呼吁提高法官职业保障，希望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提高法官职业保障，稳定队伍，最终实现法治，这也是一名老法官的心愿。因为，我们都是法治追梦人！
“ 五老法官 ” 之三： “ 好政工 ” 邹世富：人无亲疏同相待
邹世富走路风风火火，声如洪钟，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在采访中，这位八旬老人手中的电话频频响起。离休支部的同志们，张家的事，李家的事，大家都不忘听听这位老政治部主任、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法苑小区业主委员会老主任的建议。
风雨数十年，从解放初期参加黑水剿匪战役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从部队战士到云南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如今离休多年还在忙碌。邹世富最喜欢用一位老部下送给他的一副对联来勉励自己，内容是：“人无亲疏同相待，事有巨细皆认真”。
1991年，邹世富被任命为云南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在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政治部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凡是下级法院的干警和家属在昆明住院的，只要政治部知道，都会派人去看望。每次下到中、基层法院调研期间，他都会代表省高院慰问已经退休的老法官，邀请他们到法院坐坐，聊聊天，听听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
邹世富还注重推荐先进。当时丽江地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元甲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模范法官”，这是云南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法官。
在法院政工部门工作多年，邹世富有三点感受，“一是遇事要用心思考，勇于担当，绝不随声附和，敷衍应付。二是作为政治部领导，要带头工作，遵守规矩，绝不能搞特殊。三是要把关心爱护同志作为一个重要职责，不断增添他们的温暖感，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离休后，组织安排邹世富参加离休干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并两次被省高院返聘到云南省法官协会和督导组工作。经过民主选举，邹世富还担任了法苑小区首届业主委员会主任。至今，邹世富还一直被小区业主委员会聘为顾问。
离休老干部住地分散，为了做好服务工作，邹世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本子上记着老干部的有关情况，这是他开展老干部工作的一个重点。邹世富的好记性是众人皆知的，谁家里电话多少，子女情况如何，何时离退休，他记得清清楚楚。隔三岔五，他都会打个电话，嘘寒问暖，老干部们家中有事，不管天晴下雨，一个电话，邹世富就赶去看望。作为云南高院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邹世富通过调研，先后提出老干部工作意见建议60多条。
邹世富认为，“既要敢于提意见，也要善于提意见；要诚恳，要善于从单位全局和对老干部负责的角度思考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做老干部工作既是一种奉献，更是一种幸福。我得到的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从1994年离休至今，邹世富先后担任云南高院离休干部党支部支委、副书记、支部书记等职务。2003年起至今，连续5届当选为云南高院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离休干部党支部现有党员19名，平均年龄84岁。
邹世富还自掏腰包为大家购买政治理论学习书籍。这个热心肠的老人，自2008年开始至今，在自己离休金并不高的情况下，先后拿出5000多元，8次向云南灾区人民献爱心。他5次被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8次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 五老法官 ” 之四：法官谢方：把公平正义传承下去
云南高院新闻路宿舍，小小的院落，静谧安详。退休老法官谢方和老伴袁与群正在家中看书。
一辈子，一件事。谢方在云南高院工作期间，一直在刑事审判庭工作。妻子袁与群和谢方是师范学校的校友，也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伉俪情深，回忆从青涩的师范毕业生到法官职业数十年的种种往事，两位老法官说：“几十年，我们风雨同舟，相亲相爱。刑事法官是我们共同的职业，可以惩恶扬善。读书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可以修身养性。”
1963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发生了一起在当地影响很大的故意杀人案。作为二审时该案的审判长，谢方对案件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我们组织了开棺验尸，通过火药枪的弹痕、尸体勘验、证人证言等证据，作出判处死刑的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63年9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确认作案工具的火药枪是否有杀伤力等问题，通知谢方和同事携带这支火药枪到北京请专家做射击实验。通过实验和综合认定，依法对罪犯核准了死刑。谢方说：“从射击实验等工作，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们办案的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1987年，云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温元和贩卖毒品案。这是云南高院审理的首例涉外贩卖毒品案件。被告人温元和是缅甸人，在云南影响都很大，备受社会关注。当时，作为刑庭庭长的谢方担任了二审的审判长。为了把案件审理好，谢方和合议庭成员认真调阅案件卷宗，制订审理方案。开庭时，旁听的人很多，法院还为被告人聘请了专业的缅语翻译。后来，经过公正审理，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温元和被执行死刑。
谈及家庭，两位老法官笑得很开心：“我们家很幸福，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儿子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当律师，二儿子在昆明市检察院工作，他们都是学法律的。三儿子在昆明市供电局工作。”在这个家里，一家人经常一起探讨法律规定。大儿子做律师，特别擅长刑事辩护。“也算是父母是刑事法官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二儿子在昆明市检察院监所管理处、起诉处、控申处等部门，也和刑事打交道很多，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在单位立功受奖。三儿子的择业有点特别，因为父母和哥哥们的影响，他也喜欢学法律。但是谢方和袁与群认为三个儿子中已有两个学法律，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亟须科技人才，便动员三儿子报考了重庆大学电力自动化专业，如今三儿子和儿媳都是电力领域的高级工程师。
退休后，谢方和袁与群一直做法律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诉讼，为大家提供法律援助。90年代初，他们帮助昆明宜良某工厂的一个小孩拿到了赔偿；为红河石屏县一个加油站站长洗清了贪污罪，案件最终通过复查，被改判无罪。
谢方说，自己做法律公益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法院、看案件，更觉得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如此珍贵。“冤假错案危害很大，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公民，一个家庭，更关系到公众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心。作为法官，我们要把每一个案件办好办实，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才能无愧于自己的法官职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法律人更应该继续努力，把公平正义传承下去”。
“ 五老法官 ” 之五： 袁方：旧社会勤杂工 “ 蝶变 ” 新中国法官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这位83岁满头银发的老人已经在小区门口等候我们。从旧社会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家的勤杂工，到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全国先进工作者、高级法院法官，袁方完成了自己的美丽“蝶变”。这位见证了解放军进城，云南解放即在高级法院工作的老法官，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作为一名农家子弟、一个勤杂工，党和法院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法官，让我有机会奉献社会，还给了我那么多的荣誉，我深表感激，永远铭记！”
1949年10月，袁方来到国民党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家里当雇工。刚干了一个月，天翻地覆，穷人翻身，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昆明市华山南路的国民党高等法院，袁方留在新中国的人民法院当了一名勤杂工，每天打扫卫生，烧开水，他做得一丝不苟，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勤快能干的小伙子。
1958年至1992年11月，在云南高院工作期间，袁方先后担任行政科副科长、科长、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办公室副主任、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告申庭正处级调研员。在这些工作岗位上，袁方兢兢业业，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59年4月，他被云南省评为全省先进工作者，1959年5月，被云南省推荐出席全国公检法司先进工作者大会，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来到会场亲切看望参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1973年冬天，一大早，袁方正在法院办公室处理案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进办公室咨询。案件经过一审判决后，她不服，准备上诉。袁方看了一审判决书，认为一审判决没有问题，就相关法律规定对妇女进行了说明。最后，妇女很满意，表示不会再上诉。为了表示感激，这位妇女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袁方家的住址，提了一筐鸡蛋送到袁方家。当时，正是袁方的小儿子出生，家里人以为是袁方的朋友来看望，就收下了。晚上下班后，袁方回家看到鸡蛋，向家里人问了情况，才想起是上午来法院咨询的妇女。第二天上班，袁方把鸡蛋拿到单位，向庭长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们说明情况，然后与同事普忠仁一起开车把物品送到妇女家。袁方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凡是案件的当事人“请客不去，送礼不收”。
在告诉申诉庭工作时，一个被定为贪污的当事人一直喊冤。这名当事人在玉溪某县食品公司卖猪肉，当地法院认定他私吞卖肉的公款，构成贪污罪，判决开除公职，退回公款。看了案情，细心的袁方发现了蹊跷之处，判决书认定的每笔款项基本都是5元、10元的整数。“农村卖肉，三两几斤，一两二两，不可能每块猪肉的钱都是整数，应该会有零钱。是不是案件有问题？”袁方产生了怀疑，他和同事一起坐着长途客车来到当地中级法院核实情况，并提出疑问。经过进一步调查，原来是售货员与所在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单位领导故意诬陷他贪污。真相大白后，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再审，撤销了原判决，恢复了售货员的工作。对于当事人反映的冤假错案，袁方认为：“一定要认真复查，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袁方退休后，每天都要看《今日说法》栏目，看法制类报纸。担任了多年的云南高院退休干部一支部副书记、书记，直到80岁才卸任。退休生活中，这位老人仍然继续“较真”，为弱者呼吁，坚持做法律公益事业，为大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对于当前紧锣密鼓进行的司法改革，袁方认为：“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法治建设应该紧紧跟上。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都很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不仅仅是旁观者，更是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