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九大趋势的联动性与推动力

    编者按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涉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上述九种趋势之间的关系、促使其出现的深层次因素及对政策的启示。

    趋势性变化的联动性

    总体上看，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涉及宏观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微观市场特点（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

    经济发展从传统模式步入新常态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上述九种趋势的出现具有互补性或联动性质，即每种趋势不是孤立的，一种趋势的出现增强了另一种趋势出现的合理性，其相互作用从整体上使得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供给不足，消费需求呈现出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以及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的快速扩张，这三个因素互相加强，共同决定了市场竞争主要依赖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跑马圈地”是第一位的，质量型、差异化竞争并不重要。实现数量扩张的供给方基础则是以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为标志的投资模式，而大量低成本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又为数量扩张提供了充足廉价的生产要素。普遍性的数量扩张需求为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暂时有效性提供了微观基础，但无法避免投资的盲目性，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隐性风险随之逐步积累。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由于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以及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数量扩张的需求基础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及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数量扩张的生产要素基础也面临枯竭。综合起来看，现在简单数量扩张只会加剧产能过剩，需要适应个性化需求、寻找新的增长点，因此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竞争形态也将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随着需求和供给面的变化，各类隐性风险也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在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自然递减。

    传统发展模式和“新常态”内部各特征之间具有联动性、互补性，而传统发展模式的某一特征与“新常态”的某一特征之间则具有替代性、相互冲突。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根本原因在于从传统模式转变到新常态，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因素转换，而是一个系统性、整体联动过程，各种趋势之间、趋势表现与深层次体制机制变革并不完全同步。例如，最终消费需求的转型可能相对较快，但是产能过剩的化解、经济风险的化解不可能一步到位，供、需脱节的矛盾将对微观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持续压力。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但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牵涉到行政审批、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等方方面面，许多深层次矛盾将一一显露出来，需要克服重重阻力。

    助推新常态技术进步是关键

    引起经济发展模式出现系统性、联动性趋势变化的深层次动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供给侧：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性。一定时间内劳动力供给、资源能源存量、环境承载力等都是有限度的，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要素使用量离此限度尚远，以至于可以忽略限度的存在。但是，随着数量扩张模式的持续推进，要素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资源约束逐步束紧，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将不可避免。

    二是需求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的变化。消费需求代表了经济活动中的最终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低收入阶段温饱等基本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同质化产品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基本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需求逐步满足之后，更高层次的需求将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特征，对产品质量、差异性也会更加关注，简单重复的数量扩张已不能满足新形式的需求。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也对在个性化基础上开拓新的出口增长点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技术进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决定了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但是新的模式能否形成则从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拉动力”。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无法顺应需求的个性化，无法改变以污染环境、大量耗费资源能源为特征的生产模式。

    总之，对深层次动因中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表明，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变到新常态具有内生性，即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转变的快慢则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政策启示

    对经济步入新常态趋势的联动性及关键推动力的分析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需要更深入研究各种趋势和体制之间的联动性关系。以融资体制为例，融资需求派生于投资需求。我国经济增长过去长期重复了简单粗放的数量扩张模式，依赖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其单项投资往往数额庞大、周期长，需要将大量公众储蓄汇集在少数大银行，才能集中力量为此类大型项目融资。这在工业化初期、需要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情况下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但也内生决定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必须以大银行为主导。但是从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上看，大银行并不适合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大银行层级多、组织结构复杂，直接的基层一线客户经理占比低，股权相对分散，由此决定其信息传递特征是，必须依赖于客观、可验证的信息才能保证不失真；而中小微企业难以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也缺乏抵押物，能够提供的多是一些难以被第三方验证的“软信息”，向大银行申请贷款难度大是自然的。更适合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是客户经理占比高、组织结构简单、股权相对集中的小银行，因为这样的小银行更适合处理“软信息”，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小银行优势”。这是过去许多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个体制背景。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即将出现。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需要为银行业注入新血。正是基于此，2014年我国在实质性放开中小银行准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第二，缓解转型阵痛需要顶层设计。缓解转型阵痛，使经济顺利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产业组织、市场需求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改革千头万绪，“顶层设计”的内涵之一是科学规划改革顺序，要牵住“牛鼻子”，抓住在体制、产业、市场各因素相互作用中影响大的领域破题，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在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加快改革；通过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倒逼”改革。

    第三，建立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是根本。为此，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市场发现需求的机制，使技术进步顺应个性化需求方向；健全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容许创新产品得到“创新溢价”；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为创新提供市场原动力。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创新者来自创新的合法权益获得充足保护；优化对产品质量等的市场监管，使假冒伪劣者遭受严厉打击，无所遁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杜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