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信息公开，为何“同问不同答”

　　据报道，NGO工作者、90后女生赵思乐发出320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包括广东省在内的31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公安厅，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各地收容教育执行情况。其中只有58份申请获得了实质性答复，答复理由包括因系“警务工作秘密”、“内部管理信息”不公开或“不属于政府信息”而不公开。目前，赵思乐已经就广东省公安厅的答复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获立案。

　　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今年以来受到持续关注，赵思乐就此提出320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从报道来看，尽管无法得知各个机关答复的精确情况，但答复率恐怕并不乐观。再看作出答复的机关，理由也各异化，什么“警务工作秘密”、“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这些都不是法定不公开理由，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可不予公开的信息只有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三种。

　　收容教育执行情况，这显然不是国家秘密，更不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公开这些信息，不会伤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反，有了这些信息，更有利于社会了解收容教育现状，推动制度的变革。

　　320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58份实质答复之外那些有去无回的申请，对民众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置之不理，显然属于行政不作为的情形。同时，同一问题，一样的拒绝，不同的答复，这也折射出信息公开制度的漏洞，目前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原则而笼统，从政府信息的界定到信息公开的主体、方式、范围、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都欠缺制度细化和操作性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今年发布的《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指出，55家国务院部门，仅一成及格，31个省级政府的透明度指数，仅7个省份超过60分。一些政府机关透明度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获取政府信息之难。如今，各个政府机关拒绝信息公开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如党委文件、非本机关职权范围、信息特征描述不明确等等，更是新的注脚。

　　此次关于收容教育的政府信息公开实例，只是众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尴尬局面”的一个缩影，必须通过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解决。有必要适时将《条例》由法规升格为法律，以解决它和《保密法》、《档案法》的关系问题;还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的范围、公开方式和信息的类型化公开流程，细化、丰富制度体系，在建立政府信息不公开“负面清单”的情况下，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而司法者则要富于智慧和司法技艺，在条例的规定之下，巧妙平衡国家、公众、个人的关系，稳步推进制度的良性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广州市中级法院的裁判。(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