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身边的抗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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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李保生和妻子拿着唯一一张结婚照片。记者刘凯达摄

抗战老兵王澎一家人几乎都是军人出身。记者刘凯达摄

郭海金年轻时的留影。 供图

四代人的抗日情结

人物档案

王澎，男，1923年生，14岁参加革命，入太行山八路军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抗战期间在太行山脉以“麻雀战”方式多次抗击日寇，参加过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场重大战役。

即使是70多年前的事情，王澎也能准确回忆出事情发生的时间。

看着新闻节目里播放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相关新闻，他的情绪很复杂，布满皱纹的右手摸着前两天刚得到的一枚纪念章。这是他12枚勋章中最“年轻”但分量最重的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5年 云南昆明 四代人的抗日情结

“活捉日本炮兵”、“龙王潭战斗”……王澎的儿女们不但熟知父母亲的故事，还为他们的历史做了整理、编辑。而这些故事，总是会把孙辈们拉回70多年前山河破碎的岁月里，那个叫做襄垣的老家。他们仿佛看见被日军残忍砍死在家门口的舅爷爷。好像也能看见年仅14岁走了两天去太行山干部学校参军救国的外公，吃着高粱面、白萝卜，冬天仅有一件棉衣过冬，看见外公躺在雨夜的苞谷地里，泥巴覆满脸，等着敌人的机关枪停止扫射。

从儿子女儿，到孙子外孙女，再到曾外孙，王澎和妻子的抗战故事总是伴随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在这个家庭里，“抗战”是一个血肉铸成的词汇。

1938年 山西襄垣县 见到邓小平刘伯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那一年，王澎还在襄垣县小学就读。在一位刘姓教员的熏陶教育下，他渐渐有了抗日决心，并约上三个小伙伴投身敢死队，但年纪太小，被拒绝了。此后，在一位老红军的介绍下，王澎来到了太行山八路军行政干部学校。

1942年，拿着指导员的一封介绍信，王澎回到了襄垣，成为陈赓兵团的一员。当年12月，他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护送一个小箱子到60里以外的129师总部，务必当天到达。“后来才晓得，箱子里装的是麻药。”这次任务，他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

1943年5月 山西白家庄 用计活捉日本兵

1943年5月，20岁的王澎活捉了一个日本炮兵。

“那时候上级命令我带着几个兵到白家庄，我们走到附近山沟的时候发现有日本人从庄子里出来了，单枪匹马，正是好时机。”

骑着小毛驴的日本兵一看见十多个中国人从草丛后突然冒出，吓得从毛驴背上跌了下来。“我从他背后扑上去，他才想起拿刺刀刺我，被我躲过去了”，接着民兵们解下我的绑腿，把日本兵绑起来。可不一会，其他日本兵折了回来，“用机关枪一直扫射，我们赶紧把俘虏扔进一个矿井，然后撤退。”两天后，王澎回到矿井时，才又把这个一脸煤灰的日本兵给捞出来。

1943年7月 山西龙王潭 “不能当俘虏”

活捉日本兵的两个月后，王澎遭遇了一场生死战斗。战斗地点是襄垣县外的一个窑洞里。

雨夜，“王澎，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冲出去”的喊声传来，一行二十多人被日本人包围了。王澎拿着缺把枪，揣着仅有的四发子弹开始掩护同屋四人转移。不久，王澎一行四人又遭到日军埋伏，只有他一人幸存。“日本人见我没死，又是朝我开枪扔石头，后来还扔了一个老汉下来。”王澎在沟里挣扎着，心里只想着，“不能当俘虏”。等天蒙蒙亮，他才从山沟里爬出，逃到一处麦子地。天再次黑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一盏小灯。推开窑洞门，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你爹你娘呢？”少年抹抹泪，说爹娘都叫日本人打死了，看他饿得慌，便把怀里揣着的一个窝头掏出来，分了一半给王澎。

在这场回忆里，王澎再次陷入沉默。

全民都是情报员

人物档案

李保生，山东阳谷县人，1925年出生，1939年参军，抗战期间主要在冀鲁豫分区，参加过大李庄战斗、辽城战斗等。解放后在驻滇部队服役，副师职岗位离休。

“高兴！”90岁的李保生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电视调到央视新闻，“9?3”大阅兵预演曝光的新装备让这个耄耋老者两眼放光，“咱有了这些装备，他日本人再也不可能侵犯我们了。”

他挪了挪位置，唤来老伴帮他调整脉冲治疗仪的开关，腰上的老毛病，是抗战时落下的伤疤。额头上，有条子弹擦过留下的凹痕，太阳穴上方，还有被炮弹皮擦过的青色痕迹，只是如今已经爬上星星点点的老人斑。

1939年 街口炸油条的也可能是情报员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日军对中国腹地侵略的深入，李保生的学也上不成了。“学校停课了，我有个大伯哥给县警察局长做通信员，给我宣传了革命思想，我也成了一个情报联络员。”

这一年，日军从聊城、阳谷等地，调集日伪军1500多人，围攻阿城镇。驻阿城守军270人几乎全部战死后，日军又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蹂躏。据不完全统计，全镇被日军屠杀212人。

“我们的情报联络点是单线联系，为了确保安全，上下级不知道彼此真实身份。从村到区再到县，都有各自的情报联络点，我们定期定点去取放消息，以此告知前方同志日军动向。”李保生介绍。

那时候的李保生，打扮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样子，穿着补丁衣裳在街上走动。情报联络员不止他一个。“后来我才知道，街口炸油条的、杂货铺的老板也都是联络员。”

1943年 一辈子都不说的秘密

传递情报信息，是有暗号的，但那些暗号究竟是什么，找到情报所在地的记号又是什么，70多年过去了，李保生从来不说。“我们不会把情报信息放在人多的地方，一般是村口大树、寺庙等特殊位置。”共产党的情报员、联络员是敌人最恨的，“他们想方设法抓我们。”李保生的叔伯哥，就是让日本人逮住绑起来填井牺牲的。

1943年，李保生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区中队，“拿上枪，成了武装人员，成为八路军一员，打起了游击战。”有敌军的时候，就化装成老百姓躲在群众家里，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不仅如此，“我的口粮，脚下的鞋袜，都是老百姓做的。”

1945年 “到处都是血，眼前一片都是红”

李保生偶尔也会想，要是当初那些战友活到现在会是怎样呢？可惜那也只能是想象。

“这一辈子到底打过多少战？我不记得了，数不清。”但在他记忆里，大李村那场惨烈的战役永远抹不掉。“敌人一直进攻，有坦克，打到天黑的时候，一个庄子都几乎打没了。我们就准备突围，300人的一个营只有十来个人出来了。”他头上的伤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到处都是血，眼前一片都是红。”

10年前，李保生再次回到了阳谷。这个当年熟知那里一草一木的情报员却已对家乡完全陌生，“日军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只能受着，乡下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完全是野草。现在，都修起大马路、盖起小洋房，是我儿时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啊。”

两小时歼敌70余人

人物档案

郭海金，男，汉族，山西武乡人，1928年出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历任战士、通信员、干事、指导员、副科长、科长、兵役局局长、副处长、副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汤阴战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次荣立战功，被授予解放奖章。

随着9月3日的临近，87岁高龄的郭海金内心澎湃，每天，他都要守在电视机前，听听关于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相关新闻。

他会想起那些红色的日子：被日军烧毁的自家房屋、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守护水井防止汉奸投毒、为攻破日军防线被击中脑袋牺牲的战友……

1937年 战争爆发 房子被毁

1928年，郭海金出生于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那时候我爷爷年纪已经很大了，日军扫荡时用机枪扫射人群，我爷爷被吓得心脏病发，就这么去了。一个堂哥也被机枪扫射成了残疾人。日军还烧毁了我家的房子，把家里的耕牛杀死吃掉，羊也都被日军给拉走了。”

而后几年，这个山西娃每天都面临着被日寇残忍扫荡的生活。那时，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加入抗日队伍。

1944年 16岁少年加入游击队

听说家乡有一支游击队，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劝阻，毅然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那年，他才16岁。

“尽管我年纪还小，可我不怕死，就盼着天天上战场，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在敌后根据地基层组织的领导下，郭海金参加了儿童团，宣传抗日、站岗放哨、守护水井防止汉奸投毒，还想尽办法为部队、医院送粮。“我们经常自己守着粮食都吃不饱，因为粮食都是百姓省下来供给部队的。”郭海金说。1945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走向末路，但垂死的挣扎反而更加疯狂。

1945年 两小时歼灭日伪军70余人

1945年1月，郭海金自告奋勇参加了攻打山西祁县东关的战斗。

在祁县与武乡交界处有一个叫田池洼的小山村。日军和伪军经常出没村庄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残害人民群众。敌人在东边的洞顶山上修建了两个炮楼，守护着太原到长治的铁路，严重威胁着我军的抗日行动。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郭老所在的40团决定拔掉这2个据点。

作为主攻班的战士，郭海金头一回体会到啥叫“枪林弹雨”。

“那天，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非常激烈。部队发起多次交锋，但敌人火力太猛，他们运来了掷弹筒、迫击炮，我们过封锁线时，敌人疯狂地向我们开炮，一个叫王满福的战士被炮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我们也打死了15个敌人。后来，因日军援兵赶到，部队才撤出战斗。”

部队撤下来没多久，天上就下起了大雨，那天雨下得特别的大，连眼睛都睁不开。敌人也全部都回到了炮楼里休息。

“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啊，我们借着下大雨天黑，悄悄包围了敌人的炮楼。”

那天傍晚，集结在炮楼里的日军和伪军，根本没有想到在下那么大的雨的情况会被包围。“我们班刚好摸到鬼子炮楼的楼下，正好与2名上厕所返回的鬼子相遇。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班长当机立断，命令我们班迅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主动开火，将2名鬼子击毙，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炮楼里的敌人出乎意外，仓促还击。顿时，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就在敌人乱枪射击中，我们2位战友牺牲了，他们的胸膛被打成马蜂窝一样，鲜血喷涌而出。我们怒吼着向敌人的炮楼冲去。枪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2个小时的激战中，我们以伤亡3人的代价，歼灭日伪军70余人，缴获了40多条‘三八大盖’、两挺歪把子机枪和大量子弹，直到日本投降这些子弹都没有用完。”

（昆明日报 记者 李双双 通讯员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