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实体经济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虚实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放在今天，这种理念仍有其现实意义。比如，观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否达到优化匹配，便有很大学问，值得深入研究。

——亚夫

■我国实体经济过去主要面临的是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壁垒。现在，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博弈压力加大，我国实体经济需要面对复杂隐形的金融侵入，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

■金融业应当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标，并与实体经济形成协同发展格局。但目前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自身发展扭曲和与实体经济关系扭曲的双重扭曲。

■房地产的过度繁荣，抑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与信贷供应,提供了错误的财富积累示范效应,误导了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有诸多表现，而内生动力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另外，社会关注不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较大，也制约了我国企业向中高端跃升。

国际金融博弈升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压力加大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欧美国家的围堵封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基于意识形态的封锁已基本解除。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更是加快了实体经的繁荣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一些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越来越敏感，以至于明里暗里采取措施来压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宣称乐见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但美国力图借助金融战略调整来维持强势美元地位，维系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并通过美元周期性的贬值或升值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侵蚀竞争对手的实体经济利益，这一点是不变的。

从上世纪的情况看，美国这一金融战略的运作，先后遭遇了来自日元与欧元的抵制，但基于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欧元区的松散性，美国在金融博弈中先后都取得了完胜。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早期实施的金融管制政策，美国的金融战略对我国的影响并不显著，我国甚至较为平稳地化解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如今，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美国金融政策的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我国不得不以新博弈者的身份，加入全球金融博弈中。而全球金融博弈更趋复杂，博弈后果更加难以预料，尤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预测。此前，在金融管制阶段，我国实体经济面对的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贸易封锁。如今，我们还需面对更加复杂和隐形化的金融侵入，这就使得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来自金融博弈的压力显著加大。

比如，在2008年，美国为转移其国内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将其国内的次贷危机扩散为全球金融危机，迫使全球金融机构、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来被动分担美国金融机构的危机损失。此后，美国推出巨额量化宽松政策和超低利率政策，在增加本国流动性、扶持本国企业发展的同时，通过美元贬值来减轻美国政府、企业或公众的对外负债压力。同时通过吹大证券市场资产泡沫，恶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破坏了全球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现在，在美国经济逐步好转的情况下，美国又推出量化宽松退出策略，以刺破泡沫的方式诱发其他国实体经济的全面崩溃。美国主导的金融博弈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遭遇了重重困难，这是当下的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

金融体系扭曲，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轨道

一国的金融体系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金融发展应当以更好服务本国实体经济为目标，并形成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格局。但目前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两方面扭曲问题：自身发展扭曲、与实体经济关系扭曲。

具体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五大扭曲现象。

一是金融服务价格扭曲。银行利率管制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高收益之间不对称，民间金融、影子银行的融资价格与商业银行的融资价格呈现双轨制。

二是需求与供给扭曲。公众投资理财意识觉醒刺激金融产品需求蓬勃增长，但金融产品供应不够丰富，投资理财工具选择有限。

三是金融资源分布扭曲。银行业资产占金融市场总资产的近85%，而保险、基金、证券、租赁、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滞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以及金融资源在不同金融行业间的规模和服务水平，均显不对称。

四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扭曲。部分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普遍存在实体企业脱实入虚、投资金融资产的现象；金融产品内容创新缺乏，形式创新却大行其道。

五是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发展。受严格的金融管制约束，我国金融体系不能借助外部竞争机制来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自我完善的压力与动力不足；尽管国内融资成本高企，但实体经济不能自主使用境外低成本金融资源。

受金融扭曲影响，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也日益被扭曲。尽管社会融资余额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22.86万亿元，是2002年末的8.27倍，年均增长19.3%，已经相当于2014年我国GDP的近两倍，其中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经高达81.68万亿元；但融资难与银企关系紧张却是实体企业的普遍感受。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体外循环。尽管社会融资余额高企，2014年全年增加9.7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大量信贷资金在实体经济体外循环，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末社会融资余额中约有2/3进入了实体经济，比2013年末有所下降。

二是融资成本高于基准利率。目前我国企业综合加权贷款成本远高于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除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获取优惠贷款外，广大中小企业为了取得贷款，往往只能被动接受银行的苛刻条件，并支付利息以外的额外成本，大量中小企业的综合贷款成本已经超过15%，甚至20%。那些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支持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融资成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筹措发展所需资金。

三是创新目标异化。金融机构过度强调对利润的追逐，而忽视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创新成为牟利手段，而不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近年来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没有一个是以降低融资成本为目标的，也没有在客观上带来融资成本事实上的下降。相反，金融机构套利业务和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房地产发展过度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

1978年，我国房地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2%；20世纪的90年代，这一比重基本上都维持在4%以下。21世纪初房地产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4%以上，2008年以后这一比例进一步跃升至5%以上。2014年我国房地产业GDP绝对额38167亿，已经相当于GDP的6.0%。房地产虽然从来都没有被政府正式列作支柱产业，但却在事实上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二级产业。加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房地产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10%。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业投资与贷款余额以更快速度持续增长。2000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4984.1亿元，201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已经达到9.5万亿元，年均增速为23.5%。2014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17.4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全年增加2.8万亿元，同比多增4055亿元，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28.1%。无论是投资增速，还是新增贷款或贷款余额增速，房地产业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

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严重损害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抑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5倍，远高于一般认为的3-6倍的合理区间。畸高的房价收入比迫使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支付所谓刚性需求的住房购置成本，同时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需求。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可能并不在于收入偏低，而是由于房价和被动储蓄倾向过高。消费需求的不足，向上传导的结果则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产能过剩加剧，持续发展动能被进一步削弱。

二是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与信贷供应。房地产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投资挤出效应；这一方面是由于投资总量的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投资羊群效应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量信贷资金被投放给受益于行业整体繁荣的、低风险的房地产业，需要信贷支持的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持续上升，实体企业发展明显受阻。

三是提供了错误的财富积累示范效应。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相应带来了房地产开发商财富的快速积累。201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有20%的富豪们的财富积累来自地产。房地产业的高盈利能力与财富积累能力，诱导着更多资本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110多家中央企业中，有多达94家企业涉足房地产投资；民营大企业中，也鲜有不涉足地产投资的。当资本关注焦点都转向房地产的时候，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无疑会被人们所忽视。

四是误导了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显然已经绑架了地方政府。一方面，由于高房价有利于推高土地出让金从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诱导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大量贷款的存在和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贡献率的现实，决定了地方政府难以也不愿意承担房地产发展减速带来的风险。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产业发展政策的刚性需求，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当前市场化领域中政府干预程度最深的产业。内生发展动能不足，制约实体经济持续发展

内生发展动力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的模仿策略引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创新意愿偏弱。基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企业奉行的基本上都是模仿跟进策略。早期我们模仿的主要是那些相对先进但已解除专利保护的技术，但随着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模仿开始向处于专利保护期的技术扩散。基于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有意无意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创新成果不能得到有效保护，重新投入回收风险加大，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根本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原创性研发，而是指望继续依靠模仿维持生存。

二是技术差距依然存在，研发投入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虽然我们已经在部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高铁、现代通讯、航空航天等领域甚至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总体上我国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依然存在。在技术研发投入上，国际领先企业为了继续保有领先优势，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明显不如国外企业。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研发强度不及2%，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企业投入水平。技术基础原本就差，后期投入又不足，创新能力难以得到明显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除技术创新之外，我国企业在企业管理、商业模式、经营业态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也有待提高。发展我国实体经济，需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的推动。

三是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成长空间受限。实体经济对外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果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不能正常实现销售，资金不能顺利周转，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受阻，发展必然就此中断。有研究显示，美国人工资总额占美国GDP的58%，而中国这一比例只为16%，这是影响我国居民购买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自2008年以来已经连续五年回落。但据抽样调查，这一系数可能被低估，有研究估计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81。

相对偏高的基尼系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阻碍了内需的增长。而房价的高企、未来预期的走弱、社会保障替代率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抑制了内需的增长。据估计中国内需只占GDP的36%，远低于美国的72%。2010年，消费支出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79.4%，而我国目前这一比率在50%左右。内需疲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内需比率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四是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整体上都缺乏企业家精神。

严格上说，在国有企业中，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稀缺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都是抱着从政的心态在管理企业，其目标是借助企业这一工具来实现地位提升与职位晋升，因而更多关注企业的短期业绩与规模扩张，对长期的持续发展关注较少。而且由于科学激励机制的缺乏，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欠缺引领企业做大做强的动力。

民营企业家中，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也不多见，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抱有小富即安的心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家的发展动力逐渐弱化；有少数民营企业家把运营企业当作了从政工具，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走上了弃商从政的道路。

同时，由于创业接班人的缺乏，我国家族企业的传承普遍遭遇难题。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阻碍了我国实体企业的做强做大。

社会氛围欠缺，实体经济未受应有重视

尽管我国现代企业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上看，我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依然没有真正形成，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社会投机情绪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总体上显得比较浮躁，不愿意脚踏实地经营实体企业，而更多梦想借助投机一夜暴富。双轨制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其对我国社会与经济秩序带来了负面影响。双规制改革带来的最重要的不良后果就是助涨了全社会的投机情绪，并且对改革以来规范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产生了长期不良影响。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投机情绪。

在较高的社会投机情绪推动下，实体经济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全社会几乎整体陷入盲目发展虚拟经济的狂热之中。虚拟经济在不断侵蚀实体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加速发展，部分虚拟经济环节甚至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一必要基础。温州经济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典型样本。温州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温州企业却一直都深陷融资困境，难以得到资金支持。温州资本先后被投资于股票、房地产和大宗商品，一些温州投资者都冀图从投机性交易环节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是脚踏实地的把资金投入到实体企业，以推进实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富有效率的外部营商环境尚未形成。所有制差异一直都是我国企业难以跨越的鸿沟，无论是对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企业发展的掣肘。基于所有制的差异，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不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协同发展，各自优势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更谈不上优势互补。

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依然过多，创业和经营效率受行政干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下放了2400多项审批事项，尤其是近2年内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33项，提前完成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本届政府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事项(当时为大约1700项)的任务目标，但与企业预期相差甚远，实质性的松绑放权需求没有得到应有满足，行政审批效率也急需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相对更多更直接，因为行政寻租而额外增加企业负担的现象普遍存在；除必须依法缴纳的18种不同税收外，企业还需额外承担诸多其他费用，综合税费负担远高于欧美国家。

社会文化氛围没能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演进过程中，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特别突出和尊重过创业行为和经商活动及其相关个体。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我们独尊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起起伏伏但总体尚可。商业行为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突出重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商业行为更是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成为要被割掉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创业与企业经营虽然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财富效应，但创业者和企业家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令人尊敬的对象。

中国有将近5000万家市场经营主体，2014年更是创历史纪录地新注册了1293万户市场主体，但至今我们却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被社会所认可的企业家阶层。总体上可以说，中国的私人资本，是在社会整体上并不尊重创业行为与企业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欧美国家，优秀人才都愿意去创业、去企业，而我国优秀人才更愿意报考公务员，而创业往往是被迫行为，只是这些行为最后都成为推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存在

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加快了追赶的步伐，中国实体经济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仍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要让中国实体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中高端跃升发展，尚需做出巨大努力。

缺乏话语权。竞争力的大小不在于其规模，而是在于其在竞争体系中话语权。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在现有世界经济秩序中享有与其经济规模相匹配的话语权。中国是铁矿石、黄金、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最大买主，却没有能够在购买交易中获得过话语权，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卖家的价格。

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我国虽然有全球市值最高的商业银行，有全球管理货币总额最大的央行，有自认为竞争力仅次于美元的人民币，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却微乎其微。国际话语权的缺失，阻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对外扩张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已经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采取了大量有效举措，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开放的中国实体经济，在国际竞争中遭受双向挤压。以低端产业和来料加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实体经济，或者是技术受制于人，或者是原材料和市场受制于人，而其结局则均是在竞争中遭受来自国外竞争者的双向挤压。技术受制于人的低端产业，既在技术上处于不利地位，也在产业链上被锁定于低端，承受来自国际市场中高端产品的竞争压力。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业，其原材料来源与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产成品的对外销售也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中国实体经济的现状是，大量领域被长期抑制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低端锁定陷阱。在双向竞争挤压中，中国实体经济以廉价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大量消耗与环境污染，只是换取了微薄的经营利润。基于低消费能力的国内巨量低层次消费需求使得中国实体经济能够不断做大，但国际竞争挤压却决定了中国实体经济短时间内难以在做强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完）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刘兴国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