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还没签6间房屋就拆了 7年后业主状告拆迁方

    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没有拿到一分钱补偿款，谢女士家的6间房屋就被强拆了。如今，谢女士家被拆房屋的土地上已建起了高楼大厦，但因对被强拆的房屋性质、面积、补偿金额存在争议，谢女士家与拆迁方展开了长达7年之久的拉锯战。如今，谢女士家将拆迁方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拆迁方赔偿222平方米商铺或者赔偿666万元损失。7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了这起拆迁纠纷案。

     案件由来

    7年了没拿到丝毫补偿

    谢女士家原本在昆明市南窑村双龙大院有6间房屋，2008年双龙大院被列为了拆迁范围。谢家人称，2009年，在没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前提下，他家的6间房屋就被强拆了。

    “我们被拆掉的是商铺，可拆迁方说只能按照商品房1比1.3的比例赔偿我们，我们觉得不合理，就没有签字。”

    谢家人认为，云南腾达运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是昆明南窑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主体，其实就是拆迁方，小区的开发商。腾达公司强行将他们的6间商铺拆除，7年来，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今年3月，他们将腾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222平方米商铺或赔偿666万元损失。

    记者了解到，在谢女士家等业主被强拆房屋的土地上，如今已建成了鑫都韵城小区，但谢女士家不仅没拿到一分补偿款，也没安置到一套房子。

     性质之争

    原告称被强拆的是商铺被告称只能按住宅补偿

     被强拆的房屋究竟是商铺还是住宅？

    7日庭审时，原告向法庭出示了1992年和1993年的两本房产证。第一本房产证上显示，房子坐落于双龙大院211号，面积为85平方米。第二本房产证上显示，房子坐落于该院的212号，面积为85平方米，备注一栏中注明：“该房屋系第一层”。

    谢家人称，211号和212号代表了他家的两套商铺，购买商铺的时候，每套商铺被分成了3小间。当年，办理房产证是村上统一去办理的，每3间商铺办了一本房产证。

    谢家人说，如果是住宅，工商部门不可能给他们颁发营业执照。在太和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证实了他们的房屋是商铺。

    为此，原告认为，应该按商铺的标准赔偿损失，并以新建商铺每平米3万元的销售价计算，被告应当赔偿他们666万元损失。

    腾达公司辩称：当年双方多次协商，可谢女士家不愿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强拆。其实，他们不是实际拆迁人，原告方告错了对象。

    原告反驳说，他们向法院提交了多份当年被告与其他业主签订的拆迁合同，上面明明写着，与业主签订拆迁合同的主体就是腾达公司，他们并没有告错人。被告说，其他人的拆迁补偿协议与本案无关，并坚持认为原告房产证上记载被强拆的房屋是住宅，只能按照住宅的标准进行补偿。

     面积之争

    原告说实际有222平方米被告辩称只有170平方米

     被强拆的房屋面积究竟有多大？

    谢家人称，当年整个小区有几十套商铺，办房产证的时候，为了省钱，面积就没有按照建筑面积办证，而是按照套内面积登记，所以面积“缩水”了，被强拆房屋的实际面积是222平方米。

    被告辩称，被拆房屋房产证上记载的面积是170平方米，他们认为只能按照这个面积进行补偿。

    此案未当庭判决。

     评论：

    拆迁纠纷扯了7年为何不诉诸法律

    7年的拉锯战，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其实都是彼此难以承受之重。更关键的是，增加了取证难度不说，也让本不必迟到的正义，人为地迟到了7年。

    7年前的一天，在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前提下，谢女士家的6间房屋被夷为平地。7年了，在那块谢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因对拆迁补偿不满意，双方展开了长达7年之久的拉锯战。如今，谢女士一家一纸诉状将“拆迁方”告上法庭索赔666万元。昨日上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了这起“拆迁纠纷案”。

    7年前拆的到底是商铺还是住宅？建筑面积是170平方米还是222平方米？拆迁补偿款究竟应是多少？诸如此类问题，如今来看，法律最终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唯一让人纳闷的是，为何在这7年中，拆迁纠纷的双方就没人诉诸法律呢？

    是没有法律纠纷吗？显然不是。谢女士一家对于拆迁补偿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其一，有多份证据证明“我们被拆掉的是商铺，可拆迁方说只能按照商品房1比1.3的比例赔偿我们，我们觉得不合道理，就没有同意这样的补偿方案。”其二，房产证上记载的面积虽然是170平方米，但实际上是222平方米，这是因为“当年整个小区有几十套商铺，办房产证的时候，为了省钱，办证的面积也没有按照建筑面积办证，而是按照套内面积办证，所以面积‘缩水’了。”

    但这些诉求明摆着在当初没有得到拆迁方的正面回应，不然也就不会出现强拆的事情。而强拆又恰恰是问题的引爆点。谢家人所言属不属实，诉求合不合理，恐怕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而如果谢家人所言属实，虽然拆迁方说“是谢女士不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来，我们没有办法才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了强拆”，但显然也经不起法律的推敲。也就是说，自强拆之后，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已是鸡同鸭讲。既然谁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为何当初不直接向法律求助呢？

    纠缠7年之后诉诸于法律，对于双方来说诚然也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但7年的拉锯战，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其实都是彼此难以承受之重。更关键的是，增加了取证难度不说，也让本不必迟到的正义，人为地迟到了7年。

    当然，这也是当下拆迁事件中的通病——其实不只是拆迁一方，很多居民也是如此，不相信法律或者说第一时间不知道向法律求助。这并非法治社会之福。在此背后固然需要完善制度笼子，加强法律的刚性约束，但也离不开每一位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须知唯有法律之剑才能涤荡一切不公不正，最终也才会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春城晚报 记者熊波 评论员刘孙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