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宏观调控“升级版”适应引领新常态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今日在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以宏观调控“升级版”适应引领新常态》。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深度调整之中，呈现出低增长、不平衡、宽震荡、多风险的“新平庸”特征，国内进入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关键阶段，潜在增长率趋势性回落与长期结构性、短期周期性问题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面对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现实，政府部门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特点，在优化总量调控基础上更加注重结构调控，在强化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在做好区间调控的同时更加重视定向调控，彰显出高超的调控艺术和驾驭能力。
王保安指出，调控目标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条件的变化，调控目标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综合考虑就业、物价和居民收入等民生指标。新一届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合理区间”的调控目标，即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与过去相比，一是由高度关注GDP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二是由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重目标。把保就业和防通胀提高到了与稳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是由底线目标转变为区间目标。
全文如下：
以宏观调控“升级版”适应引领新常态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深度调整之中，呈现出低增长、不平衡、宽震荡、多风险的“新平庸”特征。国内进入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关键阶段，潜在增长率趋势性回落与长期结构性、短期周期性问题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经济顶住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有创、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6.9%，放眼全球独领风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高达30%左右，仍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希望之翼。之所以取得这样令人振奋的成绩，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全面谋划、科学决策的结果，是适应引领新常态、全力打造宏观调控“升级版”、主动作为的结果。
一、以市场化法制化为主线，创新调控理念
调控理念是指导调控实践的根本指引。只有顺应规律、符合实际的科学理念，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保证经济沿预期方向发展。新一轮宏观调控坚持把市场化、法制化作为宏观调控的行动指南，开启了调控理念和实践的新境界。
坚持市场化取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市场、依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改变以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的路径依赖，改变把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混合的弊端。注重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要改变“错位”，退出“越位”，补上“缺位”，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法制化理念。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要有一个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求加快建立现代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政府宏观调控同样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由于经济转型期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过去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过度依赖行政审批、直接投资、干预许可等管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容易和法律规定相冲突。新一轮宏观调控坚持法制化理念，将环保、土地管理等凡是法律有规定的，都按规定办，不再作为宏观调控手段，这既有利于巩固改革成果、降低行政成本，又大大提高了宏观调控效率和针对性。
遵循市场化、法制化理念，新一届政府加快推进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负面清单“三张清单”建设，理顺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把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优化制度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寓改革创新于调控之中。主动自我革命，把简政放权作为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先手棋”，并在“放”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相关服务。近两年多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700多项，放的彻底、放的到位，前所未有，非行政许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各类创业创新活动蔚然成风。去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至今，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超过1万家。同时，深入推进财税金融、国有企业、价格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改革，加快自贸区建设，构成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目标统筹和结构性改革体系，完善了市场机制，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
二、以补短板强实体为核心，创新调控方式
调控方式是调控理念的具体体现和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现实，党中央、国务院打破思维惯势，没有实行单一的总量调控，而是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特点，在优化总量调控基础上更加注重结构调控，在强化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在做好区间调控的同时更加重视定向调控，彰显出高超的调控艺术和驾驭能力。
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并重。确保增速换挡不失势,加快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是新常态下的首要任务。如果为保增长一味强刺激，不仅会加剧产能过剩，而且会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如果放任下滑，又会影响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战略任务的实现。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相机性，既没有“大水漫灌”、大幅增发货币，也没有盲目投资和显著扩大赤字，而是在存量上做文章，通过存量资金整合和政策措施改进，提升财政、货币政策效率，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注重带动社会资金补短板。比如，大力推广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出了1000多个、总金额近两万亿元的PPP项目，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近两年，先后实施了11大类重大工程包为主要内容的稳增长项目，主要投向了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增强了发展后劲。1-11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6.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7.9%，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占比为11.8%，下降0.6个百分点。
更多强调和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能力的政策措施，如实施6大消费工程，构建促进信息、绿色、住房、旅游、教育、养老等消费政策引导体系。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比上年同期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比投资高15个百分点，创近年新高。
需求调控与供给调控兼顾。当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渐成主流，但由于半个多世纪一直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供给与需求很难耦合，加之创新能力偏低，产品质量、美誉度和信誉度不高，发展型、享受型服务供给不足，跟不上消费升级步伐，造成国内消费外流。2014年保守统计，我国居民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一方面，国内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矛盾。为此，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在重视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重视供给管理，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兼并重组等方式，加大化解过剩产能力度，主动促进市场出清；通过积极推进“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快推动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扎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支撑平台，促进高质量、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积极成效快速显现。以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智能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新产品成倍增长，互联网信息及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前三季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自2012年首次超过二产以来，连续三年上升，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趋势明显，结构优化升级势头良好。
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依然突出，“木桶”效应明显，严重制约经济持续发展。传统总量调控难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和区域，导致发展不平衡、不稳定。对此，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注重提高调控的针对性，实施“喷灌”、“滴灌”，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加大中西部铁路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力度，今年将投入建设资金1.6万亿元；对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进行定向降准降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截至9月末，农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8%，增速快于企业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比重为30.4%，比6月末提高0.3个百分点。
三、以有效性适用性为准则，创新调控工具
调控方式的转变推动调控工具创新。新一届政府致力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创新，因时因势制宜，适时适度操作，反周期不反规律，富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工具体系初步形成。
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今年以来，受企业利润下滑、房地产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1-11月份财政收入增长5.7%，同比回落2.6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大幅增加，1-11月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4%，收支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财政政策既要保民生、保基本，又要稳增长、调结构，还要促改革、促创新，新一届政府“巧妇善炊”，面对压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创新政策工具，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实施结构性减税。对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等实施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去年以来，降税清费为企业减负超过4000亿元。盘活存量资金。整合专项资金、打造创新机制，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注重引导、撬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开展债务置换。为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增强统筹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金融风险，今年以来已下达三批合计3.2万亿元的地方债务置换额度。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同样面临两难多难选择，既面临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存的问题，又存在企业总体负债率较高与加大信贷支持的矛盾，还存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与扩大出口、稳定资本流动的压力。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丰富数量工具。为满足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避免进一步推高杠杆率和债务水平，开展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进一步完善价格工具。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功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扩大和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供给效率。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渠道，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出台存款保险制度，支持民营、中小银行发展；推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取消存贷比考核，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考核方式，增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能力，对稳增长、调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末，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5%，增速比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分别高4.2和3.7个百分点；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17.2%，比工业快11.6个百分点；住户本外币消费性贷款余额增长21.8%。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四、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导向，创新调控目标
调控目标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轮宏观调控依据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化解突出矛盾的内在要求，结合国家战略任务和目标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新宏观调控目标。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条件的变化，调控目标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综合考虑就业、物价和居民收入等民生指标。新一届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合理区间”的调控目标，即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与过去相比，一是由高度关注GDP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明确提出，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二是由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重目标。把保就业和防通胀提高到了与稳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是由底线目标转变为区间目标。过去我国宏观调控强调增速的底线目标，多次明确提出保“点”目标，现在，采取了类似“7%左右”的区间目标，体现了调控的灵活性。
努力实现“双中高”。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目标。这个目标既反映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动力转换与创新驱动的内在要求。为了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高速增长。经济要迈向中高端，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升级，而结构能否顺利升级、动力能否平顺转换最终取决于创新驱动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创新创造是解决新动力成长、突破要素资源环境制约以及周期性下行束缚的关键。新一届政府围绕实现“双中高”目标，紧紧扭住这个“牛鼻子”，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努力打造新引擎、重塑新动力。
新常态催生新目标，新动力推动新发展。我国经济顶住压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新生动力加快孕育。我国GDP增速稳定在7%左右，保持中高速（现在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五年前增长1.5个百分点，相当于十年前增长2.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实现全年目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1-11月份同比上涨1.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7%，继续跑赢GDP。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新型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1-11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30%，连续保持高增长。
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经济工作领导、实施宏观调控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极大地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有效地探索了转型期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规律。取得的成效举世瞩目，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宏观调控创新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大变革、大转型、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我们要勇往直前，聚众智、谋众识、汇众力，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升级版”，引领我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