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湖南桑植两个白族村庄的神秘叠影
（11月15日，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璞真扎染坊，72岁的老人杨千任坐在阳光里“扎花”。 ）
（11月12日，桑植县麦地坪白族乡，赶场回来的老人背着没有卖掉的背篓。）
（大理市喜洲镇举行白族放生节。图/杨麟）
（11月11日，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身穿白族传统服饰的姑娘们走过芙蓉桥。 ）
（11月12日，桑植县麦地坪白族乡，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钟会龙(左)表演白族仗鼓舞。 ）
□撰文/王砚 摄影/谢长贵
2014年11月13日傍晚，从张家界乘火车，不断穿过省界之间漫长的隧道，在一座座大山的腹部穿行，狭窄的车厢里，往高原攀升的感觉始终模糊。抵达云南大理喜洲镇周城村时，已是次日夜里十点半，从下关而来的大风正猛烈摇撼村里每一棵树，每一个屋顶，仿佛只有远处的苍山岿然不动。“这几天风突然大了……”前来迎接的周城村书记张全金对这大风颇感抱歉。两个月前，他刚去过桑植，那是他第一次去探访远在湖南的白族乡，还不知道湖南的冬天少有大风，只有连绵湿冷的阴雨。而那支遗落在楚地的白族后裔，恐怕，也全然不记得大理的“风花雪月”了吧。
桑植和大理的每一个白族村落，都供奉着自己的“本主”
清晨，风停了。打开门的一瞬间，阳光好像猛地往脸上掷来一把金箭，下意识地捂住眼睛，几乎要退到门里去了。客栈小院里，凌霄花爬满了院墙，藤蔓拖曳出漂亮的卷须。一时忘了这是冬天。
村里正在修路，往北广场去的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姑娘脚步轻盈走过，白色领口和袖子滚满了花边，绣花头帕一侧垂下的白色缨穗在晨风里飘拂。
我以为北广场是空旷的，就像在桑植芙蓉桥乡看到的文化广场一样——它是大理州在2001年时捐建的——除了周边的健身器械，中间空着，晒黄豆和辣椒。但这里一早就没有空地了。古戏台下是村里小而热闹的菜场，两棵极其巨大高耸的“大青树”（高山榕）分立两边，目测每棵需三人合抱。枝叶间洒下的阳光，照在卖豌豆黄和饵丝米线的小摊上，吃早餐的人们身上披着淡淡的金。
一个叫段旭燕的白族小姑娘和弟弟等着饵丝上来。她有着细巧的下巴和黑亮的眼睛，一直在笑啊笑，弄得整个早晨越发好看了。她告诉我，家就住在山腰上龙泉寺附近，家里没有牛羊，不用上山，倒是种了稻子和洋芋。
“一定还有大蒜。”我说。
她惊奇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村外往洱海方向去的田野上，几乎全是大蒜地。近年大蒜的市场价格颇令人满意，全村人都喜欢种这种经济作物。我半开玩笑问村文化站副站长杨麟：“生姜卖得更好，为什么没看见生姜地？”他说：“奇怪得很，生姜在我们这儿长得不好，不知道是不是水土的原因。”
一阵喇叭声传来，路的那头来了一队人，前面两人抬着一大盘点心，还有两人抬着一只猪头。后面是乐手和几个长者。“应该是家里要办什么事，去拜本主。”杨麟眯着眼看了一会儿，“一起去看看。”我们跟着队伍拐进了大充路，这是一条往上延伸的路，直通向龙泉寺。队伍最后去了龙泉寺旁边的景帝庙，那是专门供奉村中“本主”的地方。
在大理，如果一个白族村落没有“本主”简直无法想象。必须要有一些衷心敬仰的神佛、菩萨、龙王、君主、将军，各类神灵或者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好汉，来替凡人把纷乱的红尘烟火事一一梳理，摆平。所以，村民家中凡有大事，都要先去本主庙祈求保佑，再贫困的人家也要想方设法准备简单的贡品。遇到本主的诞辰，那就是全村的节日。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村落供奉的本主往往截然不同。
在景帝庙，退休教师杨庆志一个个介绍本主牌位：“中间那位本主是大黑七神，右边是景庄皇帝，左边那个是赵木郎，他是周城最早的本主……”神仙，皇帝，英雄一时齐聚。而当年漂泊到桑植的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他们如今也成了桑植白族的祖先神，而且桑植白族除了供奉先祖神，还有祛病消灾神（潘大公、高氏婆婆等）、降魔伏妖神（韦陀、关云长等）……每逢诞辰，同样备上香帛纸烛、酒肉供果前去本主庙祝祷。这与大理如出一辙。
正说着，族中长者将一位个儿高高的小伙子领到牌位前，令他跪在蒲团上，恭恭敬敬奉香，磕头。明天，他就要做新郎了。年轻人红着脸，局促、忸怩地跪下来，似乎在努力与古老的规矩配合妥当。主持长者此时手执一把刀，在每样供品上切一刀，大声祝福：
“打开猪头，吃不愁用不愁；打开鸡蛋，大发大旺；打开鸭蛋，六畜兴旺；打开鸡尾，和和美美……”
台下村人亦大喊：“好！……谢金口！”
周城的扎染，桑植的竹篾工艺，有一天可否交集？
我们在灵帝庙前和两头石狮子一起望向洱海，洱海像天空一样蔚蓝。在风与光不息的作用下，天空的云朵变幻出各种形状和颜色。数千座白色基调的瓦房庭院鳞次栉比，密布成狭长带状。云南人将这山间的开阔平地，呼为“坝子”。它几近富庶、繁华的代名词。云南省1400多个坝子加在一起也只占总面积的6%，却集中了1/3的耕地和2/3的人口，重要的城市无一不是建在坝子里。尤以喜洲一带的地势最平、村庄最多、人口最稠。清嘉庆、道光年间，大理坝子人口剧增，仅大理古城就有13000余户、60000多人，“充塞四隅，殆无隙地”，而耕地的面积却不见长。于是，村中连通山林路的南北向的茶马古道成了“思变”的出路。现在，村里早不见了驮着货物到远方贩卖的马帮，但更多的人还是沿着不同的路去到了更远的远方。
大充路136号，张国林的家，是一栋建于清代的老民居——据说在光绪以前，是非常典型的“三坊一照壁”，旧得没什么光泽了，也不像别人家重新拆了建，从剑川花大价钱买来新的雕花门窗。张国林自己就是一个木匠，他似乎更喜爱自家这一百多年巍然不倒的老房子，门窗上的花纹颜色虽然斑驳，但却不随潮流，个性极了。
家里没什么人，院子里的海棠有一人多高，正开得娇媚。柱子上挂着一串“可以用来炖泥鳅豆腐”的干芋头花，听说味道十分鲜美。两个孩子都去了外地上班，一个穿着传统白族服饰的大妈坐在厢房走廊上加工白族包头，地上还堆了好些。瘦瘦的老头儿穿一件板蓝根汁液染成的蓝色对襟马甲，高高兴兴和我们聊天。他家原来种地，稻子、苞谷、小麦，还有板蓝根，专门卖给当地的扎染坊做染料。木匠手艺是跟岳父学的，除了做家具，还得学雕刻，光雕工技艺就得学三年。比起那几亩薄田，他更愿意展示手艺，山上挖出的树根稍加修整，打磨，涂上清漆，就成了一个根雕坐凳；走廊柱子上抬头就能看到的比手掌略长的“倒狮”也是自己雕刻的……这些技艺让他更像一个闲适的生活艺术家。
不知道桑植麦地坪村会编竹篓的篾匠们，某天会不会也只为愉悦感而不是生计去编一只竹篓？
我突然想起他们背着卖不出去的背篓从集市上返回的孤独身影。还有那个会用篾片编出一个个汉字的篾匠钟秀章。那天我们去他家，他不在，家里一栋毛坯楼房，盖了两年多还只有个潦草的框架，竣工遥遥无期，儿子出去打工了，他和妻子正在地里挖红薯。破篾和编织用的工具扔了一地。我们原以为他的手艺会就此荒掉了，因为上山背柴的人越来越少，即使走亲戚，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把礼物放在背篓里，他们更青睐那些时髦的手提袋。
但钟秀章还是能将一根竹片迅速分解，析成薄得不能再薄的一层柔韧青皮。他留了一只专门给新娘“回门”时用的竹背篓，当地话叫“花罩儿”、“密背篓”，不舍得卖掉。这只“花罩儿”不同于那些可以背300公斤柴火的竹背篓，工艺更加复杂精美，极薄的篾片还分别上了红黑两色，黑色用松油熏烤而成，红色则是印油，永不褪色。这样一只背篓，他需要花十天时间才能完工，光是边沿那一圈细密的“反口”就得半天工夫……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白族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我们认为，但他只能像他家那栋不知何时完工的小楼那样，毫无期待地等着。
周城村支部书记张全金在桑植芙蓉桥乡调研回来后，非常想促进两地文化经济的交流发展。他看过合群村书记钟白玉家的老房子，“地上砂石砌的火塘、墙上方方正正的窗户，还有那个椭圆形的大米桶，就跟我们这原来的民居一模一样，连尺寸都一样……所以我们想在芙蓉桥乡把‘喜洲街’帮助建起来，把云南的民居风格、民间技艺、服饰都带过去。甚至工匠也过去，教他们怎么做。”早在2001年8月，大理市喜洲镇就按照云南民居“三坊一照壁”的格局，援建了芙蓉桥乡文化站，还特地请了一位云南的民间画师董开龙负责彩饰绘画；“喜洲街”的选址规划也已完成。
也许某天，在桑植买到一段周城扎染花布，或者在周城见到桑植的竹篾工艺品，都不会令人太过惊讶。
从芙蓉桥上走过时，一时间真有身在大理之感
11月16日早上7点多，杨麟一早开着车带我们去洱海边看日出。
“快快快！再过几分钟就看不到了！”这个60出头的老人像作战指挥官似的，一边盯着云层，一边瞄手表。那的确是令人心醉神迷的几分钟。水面上的飞鸟、渔船，远处轮廓清晰的高山，天空中静止的金色云朵，仿佛都在静候太阳跃出来的一刻，然后，无声的，但你又分明听到了轰的一声，阳光瞬间万箭齐发，世界焕然一新。
渔民们大多在日出后不久就已收工，忙着清洗渔网，分拣鱼虾。我们在霞移溪畔一小片湿地处，见到了一群正在收拾的渔民，他们收获不少。“光虾就有七八斤，一早挣个七八百块没什么问题”。早早收工的一位，坐在河畔自家小屋门口，优哉游哉地自制酸菜，将洗净切好的生姜、大蒜、辣椒和韭菜根塞进一个塑料壶里，“要放盐、花椒，还有酒，这个很关键……泡上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在这阳光充足，四季温暖的高原上，湖泊边，不认真生活简直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似的。
差不多同样的时刻，村里的李卫华、董昆绪夫妇还在家里紧张地忙碌。昨晚一夜没睡，李卫华将七百多斤大米磨成粉，打成米浆后，董绪昆负责制作20甑蒸糕。蒸笼尺寸有大有小，大的约30公分。蒸好的米糕上，用绿豆粉、黄豆粉和胭脂红点染花朵，有的中间还夹一层红糖。这种传统糕点在很多重大场合，如祭祀、婚礼、建新房——是必备之物。
等我们到他家时，这20甑蒸糕已经卖得只剩下两笼。最后一笼是一个中年白族妇女买走的。李卫华削好两根树枝，比比尺寸，将它插在妇女带来的背篓里，搭成一个小架子，然后连笼带糕一起搁进去。她背上肩，转身欲离去，又被我的问话拉住了脚步。
“请问这些蒸糕是用来干吗的？”
她眨眨眼，似乎在搜索合适的汉语词汇，慢慢地吐出来：“上坟。”
张卫华说，11月、12月是白族地区最为热闹繁忙的月份。所有的家庭大事几乎都在这两个月里隆重登场。他的蒸糕平时大概只供应几笼，但逢年底，就直线上升到了20笼，有时候周边村子的人也找他预订。
只要继续在村里游荡，就总能遇上这两天陆续见过的面孔。
村卫生院的院长已经在不同的街口见到两次了，每次都含笑点头。今年，他去了桑植。
“璞真扎染坊”的主人段树坤，一说起桑植，就会严肃起来：“……我们去了还不行，你们还得派人过来，感受地道的白族文化，比如扎染……然后在我们这里长时间学习语言、风俗……四个月太短了，得四年。”去年，芙蓉桥乡曾安排了两个人在周城学习了四个月的白族语言和服装制作技术，回去后想在桑植办一家白族服装厂。今年，周城村书记张全金带着杨麟和村里四十多人去芙蓉桥乡考察，临别时，所有的周城人都把自己的外衣、头巾留给了桑植的白族兄弟姐妹。杨麟后来告诉我，在桑植的那些天，他去村里的小卖部买打火机，梳子，人家知道他是大理来的亲人，都不肯收钱，走的时候两个村子的人都流泪了……
11月12日那天，我们在芙蓉桥乡合群村看村里的姑娘们戴着传统的“风花雪月”头饰，穿着白色紧袖裳和大红领褂，从芙蓉桥上走过时，一时间真有身在大理之感。
生根与漂泊，终将不由地理概念的距离来决定。七百多年前凝固于记忆的故乡风景，千丝万缕，都会由这些年轻的眼眸记录下来。
周城地理坐标
位于大理市北部，背倚苍山，前临洱海，隶属大理市喜洲镇。滇藏公路从村中穿过。大丽公路在村东横向南北。占地面积近2平方公里，1000多个白族院落连成一片，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
背景
桑植县“民家人”的认定，是以1984年7个白族乡成立为标志的。祖源既定，遥远的云南不再是纸上的故乡。两地之间的探访开始频繁。上世纪90年代，桑植县就已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祥云县和鹤庆县结成了姊妹县。
2001年，桑植县芙蓉桥乡与大理市喜洲镇结为姊妹乡镇；
2012年，桑植县芙蓉桥乡的合群村也与大理喜洲镇周城村结成了姊妹村。
2000年6月，大理白族自治州给桑植芙蓉桥乡援助100万元新q建了乡中心小学，2004年，为桑植县捐款116万元，修建了洪家关白族乡贺龙中学实验楼和芙蓉桥乡医院。
2010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捐资200余万元，并由大理建设部门设计，派出技术工人在桑植县城修建一幢“三坊一照壁”的白族民居。
而在周城，只要说自己来自湖南桑植，便能收到“老乡啊”这样亲切的称呼。对于这支在地理上几无相连的族系分支，他们同样有久别重逢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