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彝族小伙字童出了本诗集叫《匠人》

    他的神色里透着一股忧郁深邃。看上去很像十年、二十年前的大学生，而不是现在的。

    他不太想讲自己过多的经历，强调很多的是自己的感受。

    他叫字童。1995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彝族。曾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诗歌周刊》发表诗作，2016年11月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匠人》。

    为什么要取字童这个笔名？

    这不是笔名，这是真名。他说，字是彝族的姓氏。

    字童目前正在北京联合大学念本科。“我不太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这种今天就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的生活。”

    同学和朋友都知道他出书了，觉得字童很牛。“他们就是觉得出书这件事很厉害，但我更希望他们能和我交流我的诗。”

    自己写的诗算是一种什么风格？“风格就是一个陷阱。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就想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写诗就是一种表达，我想写的诗首先要能打动我自己。”

    他的诗集取名《匠人》，来源于诗集中的一首《英雄》：木质腐朽、掏空钉子、听，他们开始称我叫匠人。“自己做的事，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匠人。但明白自己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在自己眼里，自己是个英雄。”

    平时更多时间，他都拿来阅读。最近看的主要是一些俄国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关于个人与集体、自由与极权的话题，他最近比较关注。他正在写小说，初定10万字，主题是“生命的价值”。

    字童从14岁开始接触摇滚乐。这算是对自己写诗的一种启发。15岁开始，他开始进行诗歌创作。父亲也喜欢写东西，在自己小时候对自己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给我很多鼓励，但写诗这件事还是靠自己摸索。”他的灵感跟多来自于对生活的思索，瞬间迸发的灵感极少，“没有规定自己要写多少，只要想写就写，都是随性而发。”

    最早接触的摇滚乐，是痛仰乐队来大理演出，他买票去现场看了。“那是一种身体自然而然的律动，随着身体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才有思想的解放。”

    他最敬佩的摇滚音乐人是崔健。“流行音乐是快餐式的，摇滚乐则是可以留存的。崔健对社会的那种洞察和表达，还有他的审美和态度，到了这个年代都能让我产生共鸣。”

    他现在也听爵士乐、古典乐，一种是即兴的成分很多，一种则是相对规整的韵律。他也尝试着写歌，一个人拿一把吉他，学着作词作曲编曲，“淋漓尽致地排练、演出，那种感觉特别棒。”

    现在大部分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上网，字童则不太感冒，他上网更多的是查查资料，电视热播的综艺节目也从来不看。“这些节目在制造一种粉丝效应，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但不是思想上的成功。有的节目编造故事，煽情，假唱。当然，大众的审美就是这样。我们的文化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

    他特别喜欢电影，国内的导演喜欢姜文、娄烨、张元，但不喜欢热拍的商业大片。“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电影，与艺术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国内目前的电影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但很多电影人一心只想赚钱，拍的都是一些毫无内涵的商品。”

    他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些道理不需要被角色或旁白所提及，一旦出现就是艺术上的失败。不被提及，观众才有感悟的机会。”

    字童还是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初中阶段来到昆明踢了3年的半专业化足球，曾一心想长大后当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现在在大学里还是坚持在踢球，也进了校队，不过只是纯粹锻炼身体，“没有以前那种想当运动员的冲动了。”

    平时他也看电视转播的比赛，不过他爱看的是国足，而不是顶级的欧美联赛。“我看国足看的不是比赛而是问题。”那自己看出了什么问题呢？“中国足球有多差，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我们老觉得体育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艺术就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和娱乐。比如足协的负责人不懂球，让他来做管理就是个问题。就像一个国家，你能把这个国家的问题说出来，其实这是最有颜面的事，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表现。应该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解决它。”

    这个年纪的人，对爱情有种什么样的感受？“爱情如同宗教，也如同政治，它就像一种隐喻。爱情给过我很多的幻想和灵感的刺激。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自由加上自我的人格。很多男孩会陪着自己的女朋友逛街吃饭看电影，我不喜欢这样的表现。”

    每个假期，字童都会回到家乡大理。“大理是个特别包容的城市，什么样的人都能在这里惬意地生活。但现在大理逐渐变得商业化，来大理生活变成了一种虚荣和炫耀，而不是真正的感受和体会。”

    毕业不太遥远，他决定毕业后待在北京，明确表示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不适合自己，“我会想念大理的风景，在古城的生活状态。但我更喜欢遇见不确定的意外，只有意外才能成就更多的惊喜和美丽。至于面包，我从不担心，很多人会因为面包而放弃自由，但他们往往不知道，其实是自由保障了他们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