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大师精神如何“不绝”？ 追忆西南联大
我们会一遍遍循着大师们留下的生活轨迹，热情地怀念那个长衫、围巾飘飘的年代，怀念他们的气度和情怀，血性与担当，正是因为这些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
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左一）、罗庸（左二）、闻一多（左四）、王力（左五）欢送罗常培（左三）赴美讲学时的合影。资料图
那是一个文化启蒙、大师涌现的年代。
抗战爆发后，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到云南，昆明这个曾经荒僻的边城，成了文化的碰撞场，成了被国难驱使、为理想牵魂的文化精英们的“桃花源”。而昆明本身也获得了开化，以及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们之所以一遍遍循着大师们留下的轨迹，热情地怀念那个长衫、围巾飘飘的年代，怀念他们的气度和情怀，血性与担当，正是因为这些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在山河破碎的战争年代，他们仍能保持文化传承和精神力量，让弦诵不绝，而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我们如何才能让大师们的气质和精神“不绝”于此？
风云变迁
大师涌现，一座山城苏醒了
“山静似太古，日常如小年”，这是一个联大教授口中的老昆明。说的是这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不管穷人富人，自有一种闲适的气质，在小城中也能怡然自得地生活。当然，也折射出，在离乱时期的中国，这儿多少有些“蔽塞”，没有多少家国天下之忧。
而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当时的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学富五车，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
他们在昆明建起学校、在省师礼堂演讲、带领北方来的学生游行，他们穿着青布长衫，戴着围巾、夹着书本，出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昆明人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于是，一座山城苏醒了。不少女孩子可以放开缠着的小脚，穿上蓝布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不少男孩子也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从地方州县上来到昆明打工助学，在茶馆与北方师生高谈阔论。
战时岁月，那份情怀那份气度
昆明人的气质与知识分子们的气度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即使在抗战的特别时期，他们也能保持优雅和气度。
那时候，昆明城常常被日机轰炸，很多学生不能按时到课。据多人回忆，当时教授们就在摇摇晃晃的讲台上讲课，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坐在下面，教授就会一直认真地讲下去。
如果警报催得紧，教授们也会带领那最后一个学生跑警报。施蛰存在《跑警报》一文中说，“在你的想象中，倘以为人们一定很惊慌了，那是错的。昆明人和那些逃难到大后方的学生和老师们，一起‘走’到山上，找到昨天‘自己留下的一堆纸烟头或是一堆被拗断的草茎’，在那里开‘游园会’，玩牌、吹口琴、唱歌、结绒线衣、聊天、读书。”
“昆明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1938年来到昆明的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俗同化了”。
可以说，知识分子们也从昆明边地生活汲取到了丰富的养分。今天，学界谈论西南联大的“人和”，都必须兼及内外两方面：联大内部的精诚团结，联大与云南民众之互相扶持。
在这样的互为关照下，西南联大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科学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潘光旦教授写出了《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钱穆拟就《国学大纲》，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王竹溪出版《热学问题之研究》，华罗庚拿出三部数学名著，傅雷从昆明回京以后，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
大师们的气度和成就，正印证了那句名言：“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历史评弹
光荣深埋历史，我们丢失了什么？
往昔的旧人已如烟云般散去，而他们似乎又都没有离去。他们就像空气一样，弥散在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永存在昆明这片土地上。我们会热情地怀念那些长衫、围巾飘飘的年代，怀念知识分子的气度和情怀、血性与担当，正是因为这些是现代社会所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