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市垃圾管理办法出台已10年 垃圾分类意识仍不够

垃圾桶用颜色分类，能够直观地传达分类意识。都市时报 记者曲鸣飞/摄

    垃圾分类的意识需要从孩子抓起。利用投篮这类游戏，可以增强孩子对垃圾桶颜色与分类的印象。都市时报 记者 郎晓伟/摄

市民体验五华环卫垃圾分类处理。都市时报 记者曲鸣飞/摄

位于昆明滇缅大道的一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再利用回收站。都市时报 记者孟祝斌/摄

    很快，昆明就要迎来《昆明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出台并实施的第10个年头了——自2005年11月20日起，昆明开始逐步实行城市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和分类收集。目前，昆明已经建立建筑垃圾处置站2个、生活垃圾处置站5个，餐厨垃圾处置站主体1个（尚未完成建设），从收集环节和处理环节，实现了垃圾的大类分类工作。

    但是，将两个桶（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倒进一辆车（环卫车）的现状并未改变。这与张峰屹理想中的垃圾分类还有很大距离，他希望的是“正本清源”：让居民真正认识垃圾分类的好处，从源头上解决垃圾混乱的问题。

    作为昆明再生资源领域的先行者，张峰屹这些年走得很艰难。事实上，在垃圾分类问题尚未深入民心的当下，他和他的公司的艰难，也反映出云南垃圾分类、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尴尬状况。

     从超市小老板到“再就业明星”

    张峰屹曾经在昆明月牙塘小区有点儿名气。从小超市老板到“便民回收队队长”，再到“再就业明星”，他摸索出废品回收的门道。

    8月19日上午，张峰屹和团队刚开过会。散会前，他又添了几句话：“那，这些天你们就辛苦点，多跑跑。”说完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我们马上要有大动作了。”

    “大动作”是，张峰屹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全部下放，让他们去“跑市场”。所谓“市场”，指的是昆明主城的各个街道办事处。“要做再生资源回收，必须先把办事处拿下，然后进入社区，搞些活动。”

    社区是张峰屹垃圾分类事业的发源地。2002年，经妇联牵头，他在月牙塘小区开了个小超市。再生资源回收在这里有了雏形：他利用大米、油等物资换取居民家的旧报纸、废纸板。

    半年不到，超市做得很有起色，但张峰屹却因为一颗尽头牙，不得不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能力继续开超市？能不能让所有小区都有我的超市？”出院后，他去佳园小区送了几天牛奶和报纸，“每天早上、晚上，都看到小区垃圾桶里丢着好多瓶瓶罐罐、纸张纸盒。”他还花了5天时间，徒步往返于世博园至西站之间，进行市场调查。

    之后，他开着微型车，带了2个人，开始回收废品。第一家“客户”是位于巡津街的昆明市团市委，帮他搭桥牵线的人是月牙塘小区的住户。他到人家办公室时，有人指着角落里的一堆报纸：“喏，报纸都在这，你们搬出去称吧。”他把报纸搬到走廊上，对着墙整理称重，时不时有人来打招呼：“老板，你不干超市，跑来收报纸了？”这些人都是月牙塘小区的住户。“真的很尴尬。”张峰屹半个多月才适应。

    第一天，张峰屹收了170多公斤报纸和其它废弃物，卖了100多元。当晚，他找到一位老干局的熟人，请他帮忙联系各个老干所。第二天，他开始奔走在13家老干所之间，“回来后，排了时间表，安排好哪天去哪个老干所收报纸。”

    之后，张峰屹的团队渐渐走进小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背上印着“便民回收队”的字样，手里拉着“昆明市妇联便民回收队”的大横幅，还拉来了超市的洗衣粉、香皂，用来换购居民家中的废品。

    也就是在2002年，他的回收队被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关注。他被评为“再就业明星”，此后荣誉接踵而来——2003年，“激情创业明星”；2004年，“优秀个人”；2005年，“绿色家庭”，这一年，他创办了昆明源润祥再生资源产业管理有限公司；2006年，胡锦涛来昆明视察，他是受接见的代表之一……

    “一年就上了一个台阶，很有信心。”2007年，张峰屹37岁，当时他给自己定了个计划：“再过3年，40岁的时候退休。”

    现在，8年过去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行走，更多像是企业的公关人员，背着电脑造访各个街道办事处，宣讲他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思路。

     垃圾分类对城市的意义何在？

    张峰屹的团队曾与居民谈过垃圾分类的话题，结果被人家一句话呛了回来：“垃圾费我交了，垃圾分类跟我有关系么？”

    在张峰屹的体系里，再生资源属于垃圾分类的一部分。但在政府行政管理上，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却是两回事——再生资源归商务部门管，垃圾分类归城管部门管。

    2014年，张峰屹受邀参加广州垃圾分类会议，当地200多位与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相关的部门和街道办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峰屹发言的主题是“再生资源在垃圾回收中的杠杆作用”。

    第一，是统计功能。目前，环保部门掌握的垃圾产生量仅仅是清运公司送到焚烧厂的垃圾量。从2009年到2013年，昆明每天送往五大焚烧厂的垃圾数量，从2800吨增长到5100多吨。但是，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并未算在其中。

    2014年“双十一”期间，全国快件业务量突破5亿件，“这个环节会产生多少包装垃圾？想想就恐怖。”张峰屹管理下的400多家回收网点，每天回收物平均在600吨，也并未纳入统计，更不用说其它零散的回收站了。除此之外，餐馆产生的厨余垃圾也尚未纳入统计范畴。“只有将焚烧部分和回收部分合计，才能相对完整地体现垃圾的产生量。”

    其二，是宣传功能。张峰屹的团队曾与居民谈过垃圾分类的话题，结果被人家一句话呛了回来：“垃圾费我交了，垃圾分类跟我有关系么？”

    “源润祥”在人家看来，是一支奇葩的队伍——花钱买垃圾。“因为有花钱买垃圾的行为，我们可以发动居民收集废旧物，来换取我们的鲜花、大米、油，所以有更好的平台与居民互动交流。”同时，他们还在学校搞垃圾分类运动会，“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其三，是“体系加法”。目前，昆明的分类垃圾桶多分为两种：可回收，不可回收；或四种：绿色桶“其他垃圾”，蓝色桶“可回收垃圾”，黄色桶“厨余垃圾”，红色桶“有害垃圾”。“但到了最后，所有桶的垃圾都是由一个桶拉走的。”

    再生资源，相当于在垃圾分类体系里增加了一个环节。张峰屹认为，当这个环节成为固定且必要的环节时，居民就会意识到，垃圾既可以在大垃圾桶内被环卫车拉走，也可以送到垃圾回收点，换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其四，是“体系减法”。垃圾分类要实行“三化”——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要做到这三点，必须从垃圾产生的源头着手。

    据张峰屹团队统计，昆明市每天每人平均产生垃圾1.2千克。“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垃圾分类，除了回收站，更多是通过环卫工人在垃圾堆、垃圾中转站翻来覆去地刨。”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可回收物品价值变低。“比如报纸如果沾附了很多污泥，再生产处理会很困难，人家不一定会要。”但是，通过再生资源回收，将废弃物转化成为新的资本，客观上减少了相关部门的垃圾处理量。

     “很多工作只能由政府来主导”

    “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同一台车拉走，这是问题的源头。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热情就会被浇灭。”

    再生资源回收或垃圾分类的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是张峰屹很在意的一个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同一台车拉走，这是问题的源头。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热情就会被浇灭。”

    通过十多年的观察，张峰屹觉得，家庭垃圾分类并非不可能实现。“我们进小区宣讲，发现民间的环保高手还挺多！”江东花城一位60多岁的阿姨就曾跟邻居讲过她的环保窍门：将丢弃的蔬菜叶子剁碎，晒一下，埋在花土里，能当花肥。

    前段时间，住建部门提出“规范前端、物流配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云南垃圾分类一体化思路，提出人、车、桶颜色统一。

    “颜色不统一，会造成居民视觉和意识的模糊、混淆，觉得丢哪里都好。”只有当人、车、桶颜色统一，居民依靠视觉识别，就能通过颜色来判断、区别各种垃圾。“收集剩饭剩菜也是如此，黄色的清运车定时定点在居民楼下或者小区门口，久而久之，居民就会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从事再生资源这么长时间，张峰屹深感：“要做到这一步，很多工作只能由政府来主导完成。”2012年，昆明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的实施方案》（昆政办〔2012〕14号），提出实施“8121”工程，即在2012年内建成800个分类回收亭，1000辆流动回收车，在2015年以前建成2个分拣区，依托静脉产业园区建成1个资源化处理中心，形成整个产业链的闭合回路。

    但是，在回收亭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源润祥”的现状是：回收网点有400余个，三轮车100台，店主将回收物送往更大的回收站，而非分拣区。五华区莲华01号回收站店主李正吉做回收网点已有两年，他从2005年就从事废品回收，那时骑着三轮车穿行在各大高校的老校区。现在校区搬到呈贡，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一年里，垃圾回收的高峰期在中秋节到春节期间，“旺季平均每天有100多元收入，平时的话，每天平均80元。”每隔一两天，他就骑着2008年买来的二手三轮车，将东西送往普吉路上的大回收站，“我们7角钱收进旧报纸，在那里卖1元钱，利润很薄。”

    垃圾分类的门槛并不高，想要跟李正吉分一杯羹的人也不少。在距离回收网点不到50米的小区门口，一辆人力三轮车上，报纸、纸盒堆得满满当当。

    “我们现在处境很尴尬。”张峰屹还记得，2008年底，昆明市为创建卫生城市下达文件，提出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取缔不规范的回收网点。张峰屹和“源润祥”工作人员拿着政府文件，一家一家跑回收站，最后促成400多家回收站前来投奔，并统一着装、统一门头。但2009年初，那批原本被禁止的回收站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昆明的垃圾分类）到现在为止，市级统筹、区级管理、办事处落实的三级管理模式还未真正形成。”与昆明不同，广州设有垃圾分类处，有26个人的编制。“从市到区，都有专门的部门来管，办事处还设有专职副主任，一条线下来。”张峰屹记得，那次他开讲座的垃圾分类会议，广州6个区的城管局局长、各办事处的书记、主任以及众多机构领导，“来了250个人”。他强调。“他们那边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每回收1吨，政府就给予80元补贴。每次，他们那个垃圾分类处的尹处长提到这事就眉飞色舞，因为他想做事，领导把这事当个事情来做。”

     在昆明，坚持做好垃圾分类

    “虽然这几年工作推进得很缓慢，但是能看得到未来。说不准有一天，垃圾分类会被列在政府工作更高的位置上。”

    广州市垃圾分类处曾多次邀请他前往广州发展，张峰屹也曾动过心。“他们那边政府支持，做这块的企业也不多，不超过10家。我们进去还有空间。”

    若从2002年“便民回收队”开始计算，张峰屹从事垃圾分类已经13年。他深觉，昆明的垃圾分类事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偶尔，他觉得自己做企业做得很尴尬。“70%-80%的精力放在政府身上，从市跑到区，再跑到办事处。”尤其近两年昆明人事调动、更替频繁，原定的计划最后都不了了之。工作不被理解也是常事，他曾去某办事处，被副主任一句呛回来：“我们不需要垃圾分类，不要跟我讲。”

    各方面的压力也接踵而来。2008年至2010年之间，张峰屹每个月都得往一个派出所跑十几趟——他的公司旗下的一个网点收了锅灶金属，派出所以为这是非买卖品，便喊来一辆搬家车，将回收车和灶具装走。张峰屹随后赶到，解释：“根据治安管理条例，金属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金属，大型企业的生产资料需要有资质才能收购；但这些都是家庭生活用具，不属于禁止买卖的范围。”但对方一听就发火了：“喊你的人把车钱付了！”随后扭头便走。

    偶尔，他也会产生离开的想法。多年前的某个早晨，张峰屹开着车走到公司门口，突然不想进去了。他本打算去安宁，走到路口，决定去楚雄；到了楚雄，又继续开往大理；在大理吃过中午饭，张峰屹决定去保山，兑现一场有关下岗失业员工的讲座；第二天一早，开完讲座后，他又去了芒市。

    “一切都没有计划。”这些年，他时不时会想起那次“任性的逃离”。但此后几年，他再也没有逃离过。虽然一路阻碍甚多，但也得到许多帮扶。“城市垃圾需要分类，心里的东西也要分类”。

    2010年之前，“源润祥”的400多个网点只办理了40多本营业执照。“办证需要房产证，但是大部分回收网点都在城中村，租着农民的房子，没有证。”张峰屹为此多次前往工商局沟通。2010年的某一天，张峰屹突然接到工商一位副局长的电话：“忙完这段，就解决办证的事情。”

    电话后的第二周，这位副局长就带着主城四区工商局登记口的负责人，查看了张峰屹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这年年底，15家带有连锁性质的企业实行“公司一本证，网点不办证”的政策，源润祥、健之佳、三九手机网均在其中。

    “虽然这几年工作推进得很缓慢，但是还是在往前走的，能看得到未来。”张峰屹说，公司的垃圾统计平台的手机客户端正在调试中，它将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入社区、入家庭、入单元。“在平台下单，我们就上门回收，平台将分门别类显示价格、数量，从而算出总价格。”当然他也清楚，推广这个平台，绝非一日之功。

    他还计划，继续游说政府各部门和办事处，给各级领导发邀请函。“如果他们没来，可能在过两天的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公开化，给他们留个印象。说不准有一天，垃圾分类会被列在政府工作更高的位置上。”

    现在已是9月，张峰屹特别期待这个月，因为孩子们重新回到学校，他打算，这个学期要在昆明的50所学校举行“垃圾分类运动会”。“争取三学期，在2016年底，把昆明市的小学的垃圾分类讲座和运动会弄完。”垃圾分类的知识会影响到孩子，进而影响他们的父母长辈，还可能影响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他称这项工作为“储蓄未来”。

    张峰屹也在为“源润祥”和他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他已与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的学生社团建立合作关系，“下一步打算公开招聘，来管校园的垃圾分类，也算为公司储备干部。”

    他的儿子今年18岁，张峰屹经常带他参加垃圾分类活动，在活动中当裁判、主持；南博会期间，帮张峰屹收纸板。他希望儿子走他的路，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个事业的伟大性在于，它可以传承。等他（儿子）年老时，可以跟他的孩子说：‘我跟你爷爷终于把垃圾分类做好了。’”（都市时报 记者何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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