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场再唱一腔 昆明滇剧花灯团的暮年歌声

演员陆少萍中途休息，走过小剧场

    闹市中，嘈杂的篆新农贸市场里，有一块滇剧的自留地。一群昆明的老戏迷喜欢聚在这里，把午后的时光献给舞台上的戏。只是，戏老，剧场老，观众也老了。

    “有得意就有失意，没有敲不歇的锣鼓。”滇剧的盛时早已过去，而在这里的人们，还留恋着那段过去的时光。

演员们挤在狭小的化妆空间里

    微信朋友圈里的一篇文章《这个菜市场的三楼，有一群奇怪的老头儿老太太》传开之后，昆明滇剧花灯团里的年轻人突然多了起来。

    陈旧的、暮气沉沉的剧场冒出了些新鲜的气息，老戏迷们也觉得新鲜——咖啡机出现在了剧场里，还一下来了30多个年轻人，这是多少年都没见的场面了。

    但是，年轻人的到来也不会改变滇剧演员和老戏迷们的习惯。每天下午2点，他们准时随着吹拉弹唱走入美好的旧梦。两个小时过去，他们也准时在最后一声锣响之后，起身下楼，走进嘈杂喧闹的篆新市场。

    人生如戏，但不能活在戏里；楼下才是生活，总得回归生活。

     一

    昆明滇剧花灯团，并非与篆新市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在商贩们剁着烤鸭的“笃、笃、笃”声间隙，能听到“咚、咚、咚”的敲锣声。

    锣被安置在三楼打开的窗户边，每到下午2点，它会准时敲响。锣响了，“穿云裂帛”的吹拉弹唱声会跟着响起。当然，在熙熙攘攘的篆新市场里，这声音很难被察觉。

    剧目汇报的小黑板也并不醒目，在一楼梯口，一个菜摊旁，黑板上写着：今日演出《李元救蛇》，导演何大鹏。《李元救蛇》演了整整9天，那块板子也挂了整整9天，直到上周六，何大鹏才将它从墙上取下来——21日，《李元救蛇》大结局。

    那天，扮演李元的普朝刚请假了，72岁的何大鹏再次捡起李元这个角色。他26岁第一次演李元，是在石屏县的演出舞台上。那时，他站在戏台上，看着下面成千上万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就跟现在歌星唱歌一样”。

    在很长时间里，滇剧曾是云南人的“流行歌曲”。1957年国庆，戏曲艺术表演队沿着东风东路游行，队伍最前头是滇剧，排第二的是花灯，这是云南戏曲界的两朵“山茶花”。何大鹏站在花灯队伍第一排——8岁时，他就加入了花灯团。那天，他擦着腮红、舞着双扇，看着前面的4位将士，“踩着高靴、穿着铠甲、挂着刀枪、背着旗子，多雄壮啊！”再往前看，还有人戴着冕旒凤冠、穿着龙袍霞帔，“像仙人一样”。他的同学就说：“哎呀，你看看你这样子……”

    何大鹏被呛住了，此后就跑去唱戏了。

    这一唱，就唱了58年。即便是在“文革”十年里，他也在临沧等边远之地，用“马街普通话”唱样板戏。

    胡冰秋则没有这么幸运。她是云南省文艺干校的第二批学生，曾是泸西滇剧院、云南省滇剧院、罗平滇剧院的滇剧演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她几乎每晚都会顾盼生姿地站在东寺街云南省滇剧院的舞台上。谈起她，昆明滇剧花灯团的老观众很是尊重：“喏，胡老师，胡老师，就是科班出身的啰。唱得好，戏路又宽。”

    在样板戏风行的年代，胡冰秋从一位在台上抛水袖的滇剧演员成为霍霍磨刀的锉刀工人，每天只能在从家到工厂的自行车上哼唱几句戏词。十多年后，当她再次捡起滇剧时，她多以清隽秀逸的小生形象亮相。

    段智明就是被胡冰秋的小生形象惊艳了。“我最信仰她了！”十多年前，段智明在张官营的滇剧团里看到《玉蜻蜓》的小生元宰，那个时候胡冰秋已经60岁，但“唱得太好啰！扮相也很好，俏得很。”

    后来胡冰秋离开了张官营，段智明有段时间没见到她。某天，她听一位家住在金殿的老太太说：“胡老师不在张官营了，去了盘龙江边的少年宫。”段智明便跟去了盘龙江边。一跟，就跟了十多年。

     二

    对何大鹏、胡冰秋、段智明等滇剧人，以及无数看着滇剧长大的爱好者们来说，他们的这一生，和滇剧有关，与美好相连。

    70多岁的张玉凤6岁就开始看戏。那时她住在土桥村，距东寺街滇剧院很近。她被老祖（外婆的妈妈）牵着去看戏，看着看着就入迷了：“小娃娃都喜欢花花绿绿、亮晶晶的东西。看着花姑娘进去了，绿姑娘出来了，好稀奇！”

    这种稀奇延续至今。她的外孙将《这个菜市场的三楼，有一群奇怪的老头儿老太太》转发到朋友圈里，留言：“我外婆每天都去看，多少年如一日。”

    昆明滇剧花灯团从盘龙江边搬至篆新市场，至今已有9年。每天下午，她会横穿新闻路——路的这边是剧场，那边是家，踏上摆满蔬菜的一楼台阶，路过散发着沤菜味道的二楼隔间，再走进布置得像盘丝洞的楼梯顶，最后走进剧场，坐在收银台边，以便唱戏的间隙跟段智明，还有剧团老板高芹英说说闲话。

    “何正才少年宫那哈不在啊？”

    “少年宫那哈嘛，他自己整着班子嘛。”

    “那就是胡老师在的时间最长了。”

    26年里，高芹英的剧场搬了不下7次。“最先在小坝，后来在北河埂，那里盖天桥，又到了盘龙区青少年宫，他们嫌我们老奶不好看，不要我们在那边，我们又就在隔壁的清地宫。那里要拆，又去文化宫，2006年到了这里。”

    这个原本是歌舞厅的剧场，9年里，除了日租从50元涨到了103元，其它几乎没有改变。那些暗红色的小幕布，拖拖拉拉地在舞台上挂了好几年，“我那里还有大幕布，那个大幕布就漂亮了，红、绿、黄、紫、粉红，但是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布景唯一变化的是帷幕中间的那把大扇子，底色是白色，画着山水。那里原本挂着一把桃红色的扇子，高芹英觉得那个挂着“好瞧多了”，但是4年前，它散架了。“哪天去买一把红色的扇子挂起，更好看，你说给是？”

    舞台下的椅子也老旧老旧的，铺着厚厚的棉垫，有些棉垫边缘被时间染得黑亮黑亮。这些是戏迷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垫子，有些人前方桌子上摆着一台电风扇——每年四五月份，是剧场最热的时候。他们曾以最大的热情来布置座位，毕竟他们每天要在这里坐上两小时，

    对这些老戏迷来说，这个场景、那些演员甚至是坐在周边的戏友，几乎没有改变。在这里，时间是静止的，甚至是没有的。

    坐在第二排沙发上的老头儿，每天戴着蓝色帽子出现在剧场里。开演的锣响起之前，他会盯着“老邻居”们走进来坐下，然后笑笑。当锣鼓、二胡声响起之后，右手在沙发扶手上敲着节奏。奇怪的是，不管吹拉弹唱的节奏如何，他都能保持他自己的拍打节奏——每20秒27下。

    但是，渐渐地，他的拍打节奏会越来越慢，脑

    袋也不断往身体里缩，他睡着了。两个小时里，他不断在拍打节奏和垂头闭目里往返。他每天如此，仿佛来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滇戏的吹拉弹唱中睡个午觉。

    还有的人，相比听戏，她们更喜欢聊聊台上的演员们。

    “那个演状元公的媳妇呢，跟那个敲锣的是两口子。”

    “嗯！这个演员是科班出身的。”

    “嗯。像小普这些就是半路，他以前拉二胡，现在唱戏，唱得好呢。他唱完还要去上班。在北京路的腾龙……”

    “海关，海关大饭店。”

    “他还是领班，大厨师呢，大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