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由摄影撰稿人吴晓慧：大山大水间 有我无数的家

     吴晓慧  

    女，1954年生，61岁。50岁之前，是昆明自来水总公司的一名经济师。

    2003年离岗，走上自由摄影之路，飘泊于云南大山大水间的村村寨寨。

    目前身份为独立DV制片人，自由摄影撰稿人。

    印象

    ●尽管岁月在她脸上留下印记，但吴晓慧的声音却保持了少女的清脆，讲到兴奋处不由自主就手舞足蹈起来。

    ●“漂亮吧！”“你看多美！”“这个太可爱了！”她把这些惊叹毫不吝啬地赋予镜头下的每个人物：羞涩的少女、佝偻的老妇或者是挂着鼻涕的孩童。

    ●这个毕生都在追寻美的女人，把家安在了高楼的顶层，她喜欢满屋都是丰满的阳光，各种不知名的花在阳台上盛开。各式各样的照相机依次摆开，这是她外出“征战”的武器。

    ●“要不是爱上摄影，我现在也许和其他退休老太太没有两样。可我现在有做梦都想不到的精彩，哪怕有一天我走不动了，这些年镜头下遇到的人和事，也足以慰藉我的心。”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太阳往群山间落下去，晚风吹散白天的燠热。当星辰在广袤天空中闪烁的时候，钟声从寨子上方的教堂传来，唱诗班的歌声从夜色里升起。平时生龙活虎的少年，此时正捧着《圣诗》，纯善得如同羔羊，谦卑得让人怜爱……

    这是2014年，中国西南边境孟连县，一个拉祜族寨子的圣诞夜。

    60年前，也是在一个圣诞夜，吴晓慧出生了。从49岁开始，她放弃公司经济师职称，拿着相机，沿着中国西南的国境线游荡在大山里的村村寨寨，听不同民族用不同语言唱歌。“你将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一步一匍匐地向心中的圣地走去。”她对自己说。

    云南原著民族，是吴晓慧镜头中的主角。绮丽的风景只是陪衬，山外的人只能想到他们生活的艰辛，而不知他们祖祖辈辈是如何不卑不亢与自然和谐并存。“他们不会因我的赞美而改变自己，而我却因他们的祥和，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寻找高庚”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经历很特殊，小学突然遭遇“文革”，到了中学又去“贡献青春”。七十年代初我分到自来水公司做学徒，做梦都想上学，但因为成分不好，不能推荐上大学。等到终于可以上大学了，又面临着结婚生子。

    八十年代，应该说是我们那代人最有理想的时候。社会万象一新，我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就这样一边经营小家庭，一边自学考上夜大，后来又考了国家经济师资格。现在回想，这些经历对我后来自学摄影，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现在全民都是摄影家，那时候可不一样，不说相机很贵，还得专门学习一套照相技术才能操作胶片机。我1978年结婚，丈夫是个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起赚钱买了个东方牌国产胶片机，90块人民币。那可真是笔大开销。

    最开始，都是丈夫给我拍。直到1986年独自去九寨沟游玩，我才第一次拿起照相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我正式走上自由摄影之路。那时我49岁，离退休还有6年。国家发文“年满45岁,有30年工龄的企事业职工可提前内退”，我不安分的心决定放弃公司经济师职称和工程预决算不错的岗位，而去做一个自由摄影人。

    我走了，怀揣着的不仅是离岗后1800元的薪水，还有“寻找高庚”的梦想。

    “高庚”不是云南大山秘境中的一处村落或一个女人，而是19世纪末法国与梵高、塞尚齐名的画家。他本是证券经纪人，32岁时开始接触印象派绘画，42岁时孤身来到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大溪地。在这远离现代文明的部落，获得了心灵的平衡。

     小喇嘛农布

    1998年我曾去西藏，回来后在昆明举办摄影展，这是昆明第一个女摄影师举办的摄影展。我哥哥看完后对我说：“晓慧，你知道世上最著名的女摄影师是拍什么出名的吗？”我说：“拍人。”从此以后，我将镜头从风景转到人物。

    这么多的人物中，我讲得最多的要数小喇嘛农布。

    农布生活在怒江丙中洛茶腊村。神圣的雪山、翡翠一样的江水、悠扬的牧笛声、教堂的钟声与喇嘛寺的诵经声组成乐章，平静得几乎看不到冲突。农布15岁小学毕业，就被父母送到喇嘛寺学习藏文和佛学。父母每日供给寺庙一斤大米，农布随师傅到各村为教民打鼓念经、驱鬼治病或发送死者。

    2005年初，我们在一户村民的工地上见到了农布。当时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刚刚展播不久，在影片中羞涩讲述自己的小喇嘛农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村民们并不知道身边的“小明星”，不仅拉着他在工地上干活，还经常开他的玩笑，农布就在笑声中依旧羞涩地笑着。

    我们从他拍电影聊起，他在镜头前一边说一边笑。只可惜，我们没有太多机会相处。

    在丙中洛每年新年的头一天，喇嘛寺都要举行盛大的辞旧迎新表演，农布近乎两个月回不了家，我们还有幸去看了他的最后一次排练。只见一条“青龙”用角把地上的一个“鬼”挑开，并用刀将其砍碎。那条“青龙”就是农布，我用镜头将他定格在那英勇的瞬间。

    同年12月，我再次返回茶腊村，带去了农布的“青龙”扮相。此时农布正在打吊针，我也就赶去别的村。谁知等到回来，竟听到农布去世的消息。

    因为没钱，家里就把农布接回家了，我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我伤心得不得了，懊恼自己，怎么就偏偏那个时候离开茶腊村？我在悲伤中记录下了农布的整个葬礼，那张照片，也成了农布最后的遗像。

     一步一匍匐

    多年后，我整理制作了纪录片《小喇嘛农布和他的葬礼》，这个片子曾入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专题片。我的初衷，也许只是想记录一下我的朋友农布。这些年，我因为镜头结识了很多和农布一样的朋友。

    他们自信祥和，对人的生死和苦难有着不一样的理解，纯洁的眼神里让我想起一种我们已经沦落的尊严。

    我还记得，2003年我上路的第一站就是甘孜，一去就是两个月。一身的行头除了旅行包外，大大小小的背包里装了一台松下180摄像机，一台尼康F100胶片机，以及一台松下LX1数码相机，还有脚架及胶卷电池存储器等积少成多重量不轻的东西。

    经过了无数的风霜雪夜后，在我离开那片圣土的前夜，喇嘛庙的活佛为我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慈诚卓玛。

    “卓玛，你将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一步一匍匐地向心中的圣地走去。”我心里暗自祈祷说。

    后来，我就这样飘泊于云南大山大水间的村村寨寨。最初我还顺便拍点杂志可要的照片，换点稿费做盘缠。可是后来杂志社说，现在大小刊物封面都是美人照, 他们也不能免俗。尽管我的图片里都是阳光灿烂的面孔，但还是比不上涂脂抹粉的面孔。于是，我也就把那成箱的底片尘封了起来。

    据说反转片的保存期有50年,现在10年已经过去，天知道它们的命运如何。

    虽然我没有角逐过各种影赛，没有像高庚那样的大器晚成，但在那些大山大水之间有我无数可歇脚居住的家。为了抵达这家，我曾经无数次经历过生死的威胁，就算我老了，走不动了，那也是我心灵居住的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渴望超度，心灵渴望归宿吧。

     记录少数民族

    1986年第一次拿起胶片机，后来换到数码，收入几乎全部用在购买相机器材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拍纪录片，是科技发展把我带上高度。

    抛开我个人的变化，我更关注少数民族的变迁。

    49岁离开公司时，我是非常优秀的管理干部。当时好多人没有工作，但我义无反顾走掉，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传统正在消失。我有责任去记录下来，我完全想不到我为什么有那样的勇气，相信能拿着相机打天下。

    我和画家去写生，他们说，以前比这个更美，更真，他们觉得很遗憾，他说5年时间这些就没有了，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然后就辞职了。

    我拍下这些少数民族的变化，怕再也见不到了。小喇嘛的纪录片很震撼，现在再也没有这样震撼的葬礼了，都是到城里。少数民族的服饰很多都是舞台服装，本来的元素越来越少，很鲜艳，很抢眼，但不厚重。

    但整体是往好的方向走。以前不少少数民族十多岁就结婚，现在十多岁小女孩还在读书呢。我时不时也会回去看看，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以前，很多少数民族连相机都没见过，我刚拿起相机，一个老人就跑了。我追过去一看，她躲起来了，在喘气。都是因为我的相机，她像躲魔鬼一样。我心里一下很难受，感觉冒犯了她。但现在，只要我对他们笑笑，他们就毫不设防让我拍照。

    只是拍照要收钱。不仅要认可他们的文化，还要和他们相处得好。

    很多年轻人，已经听不懂老人唱的歌。说来遗憾，孩子从小就集中在一起上学，父辈口耳相传的民俗文化也在逐渐断代。（记者 刘霞 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