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昆明演讲：赚“快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云南网讯（记者 李星佺）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1日，2015年正和岛新年论坛（昆明）在滇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面对新常态”的演讲，深入剖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方式，分析当前经济态势，解读“新常态”，并给予企业家们未来发展的意见。

“那种靠政府放水、靠海量投资、靠野蛮式的增长，赚‘快钱’这种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论坛上，吴敬琏表示，人们应认识到旧常态已不复存在，加深对新常态的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并建立于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旧常态到本世纪初就已开始出现颓相

演讲开始，吴敬琏首先提到，“新常态”是现在的一个热门词汇。不过，他没有立即阐述究竟什么才是“新常态”，而选择从“旧常态”入手，“旧常态已经不能延续，不再存在。”

吴敬琏表示，旧常态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曾经长时期保持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吴敬琏概括道。

随后，吴敬琏话锋一转，“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颓相。”

吴敬琏用一组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了”，特别是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经降至了7%——8%。

他承认在这期间采取的刺激政策曾起过显著效果，但如今“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效越来越短”。“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的刺激力度并不很差，但是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只拉升了0.1个百分点。到第三季度又落到7.3%。”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吴敬琏反问在场听众，“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它是由于一些可观的、决定性的因素所决定，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

紧接着，吴敬琏指出，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发生了变化，而这样的力量包括三个：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提高。

他认为，在旧常态下，三种驱动力都非常有效，然而到本世纪初，它们却发生了变化。

“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正在缩减甚至消失。开放带来的效率提高，由于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进入后期，也因为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接近，要靠简单的学习外国技术、引进外国设备的办法，大幅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很小了。还有一个是支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海量投资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积累，使得我们的负债率杠杆变得很高。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太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某些环节上资金链的中断。这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现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左右。”

吴敬琏举了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系统性危机的例子，肯定地说，“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增长了。”

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

“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讲毕“旧常态”后，吴敬琏对“新常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引用了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特征的表述，“我国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吴敬琏总结道，“就是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

进而，吴敬琏又把四个方面的特征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未来也许还会继续向中速变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发展动力都可以包容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即经济发展方式从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

于是，问题来了，着力点在哪里？

吴敬琏认为，着力点应当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这种不管是中高速，还是中速的增长速度，是由比较高的、必须高的生产率支撑的。”他表示，如果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各种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吴敬琏强调，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发展态势，而我们希望见到的，合乎我们愿望的则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

“而这一点是要我们做出努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的，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就可能出现的，前一个转变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我们只能承认，只能适应。第二个转变则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吴敬琏说。

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第二个转变需要努力争取，那么是否有法可循？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论坛上，吴敬琏指出了道路。

他提到了一句“老话”———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与此同时他又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少说已经提了将近20年了，多说这是刚开始改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为什么没有实现？吴敬琏表示，体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实现。

随后，吴老回溯历史，从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到“九五计划”，再到“十一五计划”，他表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中国命运攸关，可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通过改革把现有的体制改造成一个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体制。

“这个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我看来，它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的能够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我们实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蓝图，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确立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新常态。”

演讲的最后，吴敬琏还结合当前新常态，给企业家们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意见。

他对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后表示有三句话值得学习和领会，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他认为，在“三期叠加”中需要帮助企业家建立能够让其大显身手的新的舞台、新的平台，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以及制度的变革。

“建设好的体制，实现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是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这些教书的、做研究的人并不是看客。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有责任推进这个体制向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转化。”吴敬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