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们构建了什么

    ■ 十八大以来的三年是中国人在站立起来、告别温饱后追求全面小康、追求富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时段

    ■ 在政治领域，转型指向的是建立现代化、务实、全面的治国理政体系和强大崭新的政治文明制度整体；在经济领域，转型升级正在全面展开、持续增强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梦想。

    从洋务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艰难竭蹶、流血牺牲的奋斗没能换得这一梦想的实现。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历史进程才展现出另一番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才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践梦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适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启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上迈出了新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强国路上开拓进取、步步登高，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奠定了许多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框架。不论是“四个全面”战略的厘定和推进，还是“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全面展开，都是在进一步推进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宏伟大业。

    在政治领域，新一届党中央坚持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这些转型指向的是建立现代化、务实、全面的治国理政体系和强大崭新的政治文明制度整体。

    在此，我们仅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为例试作说明。

    作为强国征程上的领导力量，党的队伍的强弱、境界的高低、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征程成败。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改善关涉全局的工作气象。上任伊始就制定实施了八项规定，同时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律准则的印发，更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从正反两方面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标尺。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优化党的干部工作，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和考核机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修订版）着重破解“GDP决定论”“带病提拔”“能上不能下”等问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集中整治超职数配备、“裸官”、申报材料不实、干部档案造假等突出问题。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强化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依纪依法严惩腐败。上百名副省级及以上官员被查处，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被惩办。其中，巡视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修订后的巡视工作条例为该项工作提供了确实可行的制度支撑。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集中清理党内法规，制订党内法规建设规划。截至2014年11月，322件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被废止、369件被宣布失效，继续有效的487件中42件需适时修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更是第一次提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五年规划。这些正一步步优化着强国路上的坚强领导队伍。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是我国长期探索形成的治国方略和强国战略。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全面推进这一方略，对依法治国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思考和安排，针对诸多现实问题提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新观点新举措，为国家富强奠定了法律层面的框架基础。

    十八大以来，民生立法步伐加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法、安全生产法、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得到修改。立法工作也更加注重公众参与，法律草案、重大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同时注重通过听证会、网站信息公布、微博微信平台等多种形式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取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十八大以来，司法领域转型动作亦频，劳动教养制度彻底废止，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先行、全方位启动。从体大思精到细致入微，三年多来的法治建设为强国路奠定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在经济领域，十八大以来的转型升级正在全面展开、持续增强。三年多来，中国经济不仅逐渐适应了发展新常态，有效应对了多种风险和挑战，而且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时，“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十三五”规划顺利开局。

    在此我们仅讨论最具特色和引领作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产业是强国之本、富邦之源。产业结构的合理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和人民福祉。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积累，且由于国际产业格局的变迁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生，我国的产业结构到了需要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的时候。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引导社会资源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提出信息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力促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2015年，《中国制造2025》强化高端制造业发展，《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解决互联网和传统产业融合问题。 2016年，《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表示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经过数年的努力，我国的产业结构明显呈现较快优化趋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2015年贡献率超过50%。我国的移动互联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支持发展，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钢铁、水泥等15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如期完成。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在走向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努力转型升级，绿色产业已经出现不少并正在扩大影响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较为明显。这些都为强国路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如果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我国国内经济的框架式改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意味着国际经济共同体的构设。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相关国家认同。 2014年底，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运行。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同年底，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联系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这一战略提出两年多来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和广泛的深刻影响。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截至2015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投资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竞争激烈的铁路建设。2015年12月2日，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的中老铁路老挝段举行开工奠基仪式，全线由中方负责建设。12月23日，匈牙利至塞尔维亚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启动，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承建。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的境外铁路项目也纷纷启动。

    十八大以来的三年是中国人在站立起来、告别温饱后追求全面小康、追求富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这一时段，我们的步伐铿锵稳健，我们的成就精彩纷呈，我们的制度务实宏远，我们的设计切实深邃。待到将来回首时，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段平凡中包含着伟大的内涵，细微中蕴含着悠永的力量。

    我们站在了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口。“十三五”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同时还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节点的五年。我们必须要抓住抓好各种机遇，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争取“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填写合格答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强起来筑牢坚实的历史起点。刊于《瞭望》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