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石窟佛陀造像特征
剑川石窟明王堂雕像
□尹振龙
剑川石窟佛教神祇造像包括佛陀、菩萨、明王、天王和力士等，雕工精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民族特征。其中佛陀造像主要集中在位于沙登箐区统编12号窟和14号窟、石钟寺区统编4号窟、6号窟及8号窟。这些佛陀造像，对研究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和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有重要价值。
沙登箐区统编12号窟分上下两列，上列为浅浮雕龛，自右向左共有5龛，下列为深龛，自右向左共有三龛。下列第二龛雕佛二身，其中左侧佛像莲座下刻有造像铭记中有“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等内容。“天启”是南诏第十代王劝丰祐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表明这二尊佛像为南诏晚期的作品。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对剑川石窟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古调查，对12号窟上下两列窟龛的年代判断为：“该题记（天启十一年）是剑川石窟中现存最早的纪年造像题记，题记所在龛像较上列1—1至1—5龛造像年代要晚”。据此，12号窟上列浅浮雕五龛的造像年代应在南诏前期。8号窟的造像纪年为“盛德四年”，“盛德”是大理国第十八代王段智兴的年号，“盛德四年”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
由此可知，剑川石窟佛陀造像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南诏前期，包括12号窟1—1龛至1—5龛的佛陀像；二是南诏后期，包括12号窟下列1—1龛至1—3龛及14号窟的佛陀像；三是大理国时期，包括4号窟、6号窟及8号窟的佛陀像。各个时期的佛陀造像，都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南诏前期。为浅浮雕方形浅龛，姿态以结跏趺坐为主。服饰皆为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双腿间衣摆呈波状垂下，左右衣摆于腹前相交，袈裟下摆覆盖双足，摆边覆于座上，褶襞为阴刻式。台座不明显，无背光和身光。皆为磨光高肉髻，面相方圆，双目微睁，眉眼细长，直鼻，小嘴，下颏宽肥，颈部刻有两道肉纹线，双肩较宽，胸腹扁平，手印以触地印为主。
南诏后期。为高浮雕深龛，佛陀姿态有倚坐和跏趺坐两种。服饰为袒右肩式袈裟和圆领通肩袈裟，衣襞为阴刻式，自左肩折叠而下，呈阶梯状，疏密与肢体动作互相配合，作风写实。台座为方台须弥座和束腰方台承托仰莲座。背光仅至肩部，装饰较为简单，为桃形，外圈饰火焰纹，内有圆形头光，饰以莲纹。皆为螺发，肉髻大而低缓，底发与螺发间有半圆形髻珠，额间有白毫。额宽颊丰，鼻梁与眉眶相连，两耳垂肩，耳垂肥大，有的饰戴耳珰。下颏宽肥，嘴角上翘，头部比例略大，手臂和双腿粗大，身躯壮硕厚实，手印有禅定印、触地印和说法印。
大理国时期。以高浮雕为主，同时又有剔地平底阴线刻，佛陀姿态有倚坐和跏趺坐两种。服饰为袒右肩式袈裟和圆领通肩袈裟，衣襞为阴刻式，外着袒右肩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右肩敷撘袈裟边角，纹线流畅，富于变化。衣褶间距固定并随着肩部层层垂落，表现了衣物质地的柔软，衣摆悬垂座前。台座为方台须弥座和束腰方台承托仰莲座，背光装饰极为繁缛精美，举身背光，雕刻完整丰富，头光内雕正面莲瓣，身光内圈为蔓草图案，外圈饰火焰纹。皆为螺发，肉髻低缓，底发与螺发间有髻珠，额间有白毫。脸颊丰腴，双肩圆厚，手臂丰润，躯体厚实，胸腹隆起。造像比例匀称，秀雅细致，面貌变化多样，手印有禅定印、触地印和说法印。
剑川石窟佛陀造像除了时代特征鲜明之外，地方特征也极为鲜明，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螺发和肉髻之间，髻珠的表现极其突出明显。髻珠在中原地区盛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中就有出现，但若隐若现，时有时无，到了晚唐五代以后，就成为佛陀造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愈加清晰突出。面相短圆，额宽鼻阔，眉弯眼长，双眼凝神俯视，若有所思，嘴角上翘，下嘴唇比上嘴唇厚实，作微笑状。衣纹流畅，纹线细密如丝，富有装饰性，质感轻薄如纱。
剑川石窟的佛陀造像雕凿前后相续300多年，也正是南诏、大理国佛教盛行，佛教造像艺术蓬勃发展时期。由前期单纯的浅浮雕，单一的磨光高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发展到中期高浮雕深龛，服饰多样，造像写实生动，再到后期造像比例匀称，秀雅细致，面貌变化多样。表明剑川石窟的佛陀造像经历了由简单的学习模仿，技艺稚拙，到民族风格鲜明，雕刻技艺成熟的演变轨迹。（作者单位：剑川县石钟山石窟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