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核心文件正制定 明年初有望出炉
“中国制造2025”落地的脚步渐行渐近,工信部就此制定了一个包括五大工程落实方案、四大专项规划和两个行动计划在内的11项文件支撑体系,系列文件将在明年初陆续公布。
这些文件在既定的重点领域力求突破,对多个战略新兴产业也作出了具体部署,新一轮产业变革扬帆待发。但是一些官员和学者也不免担忧,这些领域如何避免盲目粗放式扩张,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路径依赖”。
11项支撑文件正在制定,有望明年初公布
在日前举行的“2015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透露,“中国制造2025”已制定了一个“1+11”的文件支撑体系,11个文件包括五大工程落实方案、四个专项规划和两个三年行动计划。
五大工程方案即“中国制造2025”已经确定的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的落实方案。四个战略性领域专项规划分别是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两个重要支撑性行动计划是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三年行动计划。
“这些文件将会通过部办公会的审议,并征求其他部委的意见,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在年底或明年初陆续公布。”工信部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五大工程落实方案的时间范围是2016年到2020年,今年年底系列文件将会完成编制,目前智能制造的规划已经基本成熟,其他四大工程的文件也正在完善之中。
专项规划方面,信息产业、新材料、医药工业领域是中央明确支持的战略性领域,这方面的五年规划(2016-2020)还在起草中,左世全称规划文件预计将在明年一季度完成并公布。
具体来讲,新材料规划将就石墨烯、碳纤维、钛合金、3D打印等复合材料、新型材料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作出规划,其中石墨烯还将列入2016年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之一。信息产业规划涵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广泛领域,这些在规划中都有相应的单项规划。医药方面的重点方向是诊疗设备、尤其是高端诊疗设备的规划。
此外,工信部人教司在牵头起草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这一规划此前包含在支撑性行动计划当中,现在有可能调整到专项规划之中。
关于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和服务型制造,工信部专门制定了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其时间范围为2016年到2018年。
左世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低下是我们制造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则是价值链提升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作出的短期规划,反映出它们对于支撑整个规划体系实施的迫切性。
“以质量品牌为例,现在奶粉、电饭煲、马桶盖等我们都能制造,可是我们的民众还是要不远千里到国外去抢购,今年的海外消费已经超过了1万亿,这反映出中国品牌质量提升的迫切性,需要尽快推动。”左世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这些方案都要落地,这一规划体系部署的时间段基本上和“十三五”重合。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将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一年。
各地趋之若鹜,新兴产业或陷“路径依赖”
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规划体系明确选定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等作为十大重点领域,系列支撑文件自然也以此为重。
在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在推进中如何打破盲目粗放地扩张,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路径依赖?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新兴的领域会走此前的老路。”左世全说,机器人、3D打印、石墨烯等一些新兴产业,各地政府趋之若鹜,投资力度比较大,但这种发展路径正是此前传统行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创新资源和市场空间都是有限的,不顾市场规律、一窝蜂式地盲目投资会产生新的问题。以石墨烯为例,石墨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产业化,但各地已经开始追逐项目,甚至很多地方做的根本就不是石墨烯。
“现在一些新产业看起来做的是高端的产品,但价值链上我们还是在低端。”李北光表示同样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容易进入一个路径依赖的困境:先产生一个概念,比如新能源或智能制造,然后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布局,中国接受以后各地争相布局,然后高价引进国外的设备、零部件和更多的技术,等中国具备相应技术和能力时,出现了产能过剩,国外的反倾销也由此开始。
“现在机器人企业可能已经超过2000家了,还是在走扩大产能、进口核心零部件搞组装的老路。光伏就是走的这条路,如果机器人还按这种方式发展,还是死路一条。”李北光说,这种模式削弱了我们的创新能力,影响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进而又固化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形态,如此循环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乏力造成高端供给不足,而另一面则是低端过剩。因为技术水平低,大多数产业在价值链中低端,门槛较低,竞争只能依赖资金的大规模投入,这导致低端产能过剩。
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这种担忧正在加剧。现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新一轮的扩张有崭露头角的迹象。
“评判地方官员升迁的标准中,GDP一直是最重要的考核目标,加上各地关于就业、税收等方面的考量,各地都有动机去铺摊子,扩大投资。”左世全认为,这种路径依赖有各地长官意志的主导,而其背后则是长期GDP主导的激励机制的问题。
破除路径依赖,最根本的是机制体制的变革。在左世全看来,机制改革是最核心的,虽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成的,但首先要在理念上破除这种依赖,认识到问题和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同等重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