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凌晨闯入持刀劫匪 女主人机智脱险遭网友声讨

     昆明信息港讯 记者合宇聪 通讯员刘红春 日前，一起抢劫案在国内“火了”，不是因为案情离奇，而是因为该案告破后，受害人别墅女主人却意外成了国内网友热议的对象。有网友力挺受害人危机时刻机智应对，最终平安脱险，也有网友对别墅女主人的行为进行声讨，认为她不讲诚信，把一心苦等的劫匪骗了，还报警将其抓了。

    1月29日凌晨4时许，一男子摸进杭州城西某别墅想捞一笔回家过年，杨女士察觉起来查看被其用刀控制住，并在下意识反抗中被刀划伤左手。这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手套，右手持刀，说只要钱，不会伤害人，并告知家里孩子病了，急需50万。在随后的讨价还价中，杨女士与劫匪达成一致，5万元！劫匪要杨女士开车带他去取钱，杨女士说自己没车，问他有没有银行卡号，天亮了去银行打款给他。劫匪同意了。然后杨女士要劫匪拿出身份证给她看看他到底多大，劫匪同样照办，再要手机号，说钱给打过去后会电话通知他，居然也照办了。杨女士说，天亮了去打钱，问劫匪是不是可以走了。临走时，劫匪说要现金。杨女士要给他4000元，他却只要1000元。劫匪走后，杨女士报警，警方很快就抓获了洪某。洪某在老家欠了10多万元，觉得杭州人有钱，就想弄一笔回家。他说作案时本想走了，但想到一分钱没抢到，怕传出去被笑话，就问杨女士要了1000元。这就是近日在网上引起热议的新闻。

    有意思的是，网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女主人不应该报警，应该讲诚信，一派认为歹徒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女主人报警没有错。

     正方：

    @云言君：你们三观让我震惊了!这是抢劫案啊!谴责女主人的祝你们某天也被抢，看你们讲不讲诚信。

    @浙江百姓百事：人家劫匪跟你讲诚信，你却跟他讲法律，下次劫匪跟你讲暴力时，我看你到时跟他讲什么?

    @XiaoT1nG嘎嘎：别提信任，抢劫到你头上了，你自己说信任看看

    @俞晨曦v：受到胁迫时做出的“承诺”，何须遵守，又涉及哪门子“诚信”?

     反方：

    @-----沉沦：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孩紙Endofthe：这我也是醉了，信任何在，劫匪的智商何在。

    @大脚叔跑的快：多么善良的匪，多么痴情的等。

    @那个美男站住：欺负守信用的人

    针对此事和争论，记者采访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李兴虎，李兴虎认为，严重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刑法上应受惩处，面对严重犯罪可以合理自救乃至正当防卫，这是法律常识，也是社会共识，这两点共识就是讨论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正反双方关于本案的争论焦点实际上在于：利用犯罪嫌疑人的轻信获取信任、寻求自保，并套取其身份信息后报案致其被及时抓获，是否违背诚信、应当受到道德谴责？

    李兴虎认为，主张这种行为应受责难的观点，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法律评判和道德评价都既要坚持普遍规则，又要结合实际的特定语境，且结合本案案情做几点分析。

    首先，从嫌疑人的角度，入户持刀抢劫的行为严重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利益，危害社会秩序，已经涉嫌严重犯罪，没有疑问。至于其所称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才不得已抢劫、表明自己不愿伤人性命、将个人真实身份信息悉数告知被害人、在被害人愿意给4000元却最终只取1000元等种种举动，确实容易给人有信有义、“劫亦有道”的印象，引发同情乃至“赞赏”，但这些表现只能说明其主观恶性并未达到穷凶极恶程度、尚有可以教育改造的空间，在犯罪成立的基础上，自有办案法官依照法律规定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其从轻处罚，以体现罪责相当，这正是法律似乎“无情”却“有情”生动表现。即便有可以同情之处，与行为构成犯罪并应接受刑法严厉惩处之间并不矛盾，道德评价不能随意僭越法律评判。试想，如果同情可以代表法律的纵容，那么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谁来在意和保护？任何人可以以自认为“合理”的目的和方式为所欲为，在现实中只会使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导致社会失序乃至崩溃、人人自危，绝非任何人所希望，也不符合法治社会良好秩序的要求。

    其次，从被害人的角度，在面临严重的暴力犯罪，人身遭受损害和威胁、财产被不法侵害时，采取必要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措施即便造成伤亡，尚且受法律保护，被害人为求自保竭力与犯罪分子周旋，虚假承诺、误导引诱、隐瞒实情等迫不得已的手段方法，更是无可厚非。在彼时彼境，谁能轻言有“完美”的替代方法？至于在犯罪分子逃离后，将掌握的信息完整提供给公安机关以便及时将其抓获，既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必然要求和当然选择，也是防止其继续实施犯罪的有效手段，更是履行公民协助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法定义务，合理合法。

    再次，在小说、电影和某些未经证实的故事中，确实有对犯罪分子极度信义宽容从而将其感化、促其悔悟的情节，似乎彰显了主角高尚的品行和道德感。然而，且不论此类情况是否真实存在，只问极端个案是否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就严重存疑。更重要的是，对高尚道德的赞扬和倡导，不代表对不符合高标准的情形就可以理所当然予以谴责，恰恰相反，强力推行强人所难的“高尚”道德标准，往往最终事与愿违，只会导致悲剧发生、滋生普遍的伪善，绝非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应提倡，也与道德出于自律而非强制的规律相违背。

    最后，即便声称应当责难被害女主人的论者，也未必真如他们所主张的那般诚信，正如有人所说，如果他们是被害当事人，也许比别人对于犯罪分子更愤恨、更不宽容。所以，他们的观点，其实是人们对当下社会诚信危机焦虑感的投射，反映了社会公众普遍的道德期许，可以说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的强调，善的动机并不能保证行为的合理性，更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不顾法律、不考虑实际，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谴责别人，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