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入刑离考试法治化不止一步之遥

    考试作弊入刑的正式实施为时尚短，但期待就此把所有问题解决掉的简单思维是不可取的，而应更多关注考试过程的程序规范以及立于其上的监督体系。

    日前，堪称2016年最大规模的多省公务员联考同步进行。然而考试结束不久，就频频传出“泄题”风声。几乎同一天，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也同样传来了疑似“泄题”的消息，令舆论一片哗然。

    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了一项针对考试作弊的罪名条款，即在公务员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各类国家考试中实施作弊的，将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惩处不可谓不严厉，震慑力不能说不强大，然而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为何泄题事件仍频频爆出？究其根由，笔者以为，只因考试法治化仍显乏力。

    作弊事件频出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系列情由：各类“逢进必考”“分数论英雄”的考试制度、人才选拔与评价机制均助长了作弊的强大动机。加之考试作弊入刑尚缺乏一套从诉讼发动到做出判决的完备程序，面临着考试组织部门不积极的现实难题，考试作弊入刑案件少之又少，反倒有了“纸老虎”之嫌。

    如此看来，从根本上实现考试法治化，有效刹住考试作弊恶习，的确是需要当前社会各方合力而为、综合治理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为，首先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建立考试与人才选拔与评价的有效联动机制。当前的考试改革过多囿于内容和形式等具体问题，尚未从解放学生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和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系统性上予以全盘考虑。带有全民性的“考试热”催生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学习热，赋予考试以浓重的功利化色彩。那么，能否切换一下思维角度，譬如通过大力推行开放型试题或者组建试题库来取代封闭性试题，使得作弊自然遁形。笔者以为，这些没有固定答案或唯一结论的试题形式，更能考查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广泛性，关涉到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乃至思维、情感、态度等方面。

    考试法治化要为给考生提供平等受教育权、发展权这一终极目的服务。但现实中，考试法治化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以法治考”，这就形成了在法的地位之上，尚存有以法律为手段的管理者。这赋予了考试组织部门绝对的主导位序，组织者本身被高高置于免受法律约束的“真空地带”，无怪乎一批考试泄题事件中经常有“内鬼”作怪。中共中央新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中，都明确了考试招生舞弊等行为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处罚。应当说，法治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提供超越任何当事人的普遍化规则，以维护每个考生在平等竞争规则下的考试权益，确保考试系统内和谐、有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招考”。

    考试作弊入刑的正式实施为时尚短，但试图通过单单一部关于考试的刑法条款规定，而期待把所有问题解决掉的简单思维是不可取的。因此，不能过于依赖法的强力与刚性，而应更多关注考试过程的程序规范以及立于其上的监督体系。应当说，程序规范是一套行为基准，体现为责任程度模式；而监督体系的作用是为了脱离监督而照旧可以依程序规范运行良好，实现“考试管理”转向“考试治理”。故而，如何防止人情关系和钱权的渗透，维护考试过程的公平正义，是考试制度建设最基本的期待。这势必需要广泛接受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与检视，正视考生、高校、社会在考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考生监督员和社会舆情作用，提早拧紧源头“开关”，最大限度地确保考试过程公正、透明。

    深一层次来谈，再多的规则也无法将全部的行为界限一一穷尽，总归存在规则之外的“空白点”。此时，委实需诉诸内在的道德。在处理资源稀缺与旺盛需求之间，作弊事件更多体现为涉事者个体道德的失范，因而需要用基于道德的自觉和契约精神加以应对。这就是说，大力推广考试法治化的规范，而非法律规则，才是考试秩序的主要支撑。（作者张立迁，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