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不等人　扶贫咋冲刺（四个切实怎样落实(下)）

      对话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主任　蒋家柏　云南省扶贫办主任　李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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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来越近，扶贫攻坚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能否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不拖后腿？又该如何将有限的人财物资源精准投入，不浪费、不冒用？

　　记者聚焦两个省份：广西和云南。这两个省份贫困地区面积大、贫困人口数量多，云南有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广西目前还有538万贫困人口。看看他们怎么在工作中回答上述问题的，以期对其他地区有所启发。

　　一把手失责如何监督

　　记者：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是怎么落实的？有没有监督机制或者硬性要求？

　　蒋家柏：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要求，广西明确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县委书记、县长，乡镇书记、乡镇长是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为确保一把手的责任真正得到落实，最近又制定出台专门的考核办法，对33个国定贫困县和片区县实行以扶贫成效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取消了8个县的GDP考核，其他25个县降低GDP考核权重，把考核结果与贫困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综合考核评价挂钩，据此确定年度考核等次、形成综合评价意见。

　　从2014年起，广西将原有扶贫工作队和乡村建设工作队合并，明确其定点帮扶的职责任务，并建立问责激励双重机制。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考核验收不合格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领导班子进行问责。

　　李新平：云南有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云南片区、迪庆藏区和滇桂黔石漠化云南片区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分别由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和一名副省长直接挂帅。

　　目前，云南已经全面建立并落实了扶贫开发党政“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3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都是扶贫开发工作的第一责任人，93个贫困县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直接由党委书记任组长，政府主要领导任副组长。目前州市的责任主体地位相对弱些，考核有待完善。

　　即将出台的《云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对93个贫困县全面实行以脱贫实绩为主的分类考核，并对考核结果运用作出了硬性的规定，目的就是要发挥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确保贫困县党委、政府聚焦扶贫主业。

　　按照即将出台的《云南省贫困县退出工作实施方案》，对在要求时限前脱贫摘帽的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给予优先提拔重用；对不能按要求时限脱贫摘帽的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追责问责、组织调整。

　　扶贫不到点、不到根咋防范

　　记者：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有限资源如何精准投放，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

　　李新平：精准扶贫就是要改变“以平均数衡量贫困少数”的做法，查真贫、扶真贫、真扶贫。

　　精准扶贫，先得把扶贫对象搞准、把家底摸清。云南2013年完成了建档立卡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确定了476个贫困乡、4277个贫困村整乡整村推进，105万户安居房建设和85万户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任务。

　　云南将组织省市县乡干部和驻村工作力量，把贫困人口一户一户地筛查出来，建立扶贫信息网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一点电脑，各家各户的情况一目了然，并通过对贫困户情况的大数据分析，让扶贫政策的制定更有的放矢、更科学。其实，建档立卡之后，动态管理也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要做到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和脱贫成效精准，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分类施策，二是要选准扶贫开发的载体和平台。

　　分类施策就是要因县因族制宜、因乡因村施策、因户因人施法，精确配置各类扶贫资源，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要做到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和脱贫成效精准，还得选准扶贫开发的载体和平台。从云南的实践来看，“整乡推进”的效果很好，是推进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的有效平台抓手。

　　蒋家柏：有的才能放矢。广西在2014年完成建档立卡工作，识别出贫困村5000个、贫困户172万户、贫困人口634万人，截至目前，仍有贫困人口538万。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完善，加强动态管理，以确保扶贫对象的精准。

　　在项目选择上，既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也要充分考虑当地优势、群众意愿和市场前景，避免产业跟风带来的同质化低效竞争，使发展的产业真正成为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的产业。

　　在保证资金精准投放方面，广西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因素法测算切块分配到县，给县一级对扶贫资金安排使用充分的自主权。当然，虽然县一级拥有自主权，但也不能粗放安排，必须精准到位，确保扶贫资金直接用于扶贫对象。

　　在保证精准到户方面，要逐户分析致贫原因，针对不同原因采取不同措施，如对有劳动能力但缺乏资金和技术的贫困户，要通过产业、就业扶持帮助脱贫；对缺乏劳动能力、难以自我发展的贫困户，要通过低保政策加以解决。

　　定点帮扶“挂空名”怎么办

　　记者：目前有哪些社会资源或者基层组织的资源可以整合到扶贫上？

　　李新平：客观地说，投入不足仍是当前扶贫开发最大的制约。要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持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强化行业部门项目资金安排的倾斜，又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形成“大扶贫”的格局。

　　社会扶贫中，从省里来讲定点帮扶单位仍然是“主角”，为贫困地区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有个别单位落实定点扶贫责任不到位。云南省将强化定点扶贫的责任，对“挂空名”的定点帮扶单位进行清理，对不参与或者参与质量不高的社会扶贫单位，由各主管部门视情况进行约谈甚至通报。

　　云南省即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实施意见》，形成多元参与社会扶贫的新格局。

　　扶贫开发没有金融资金的参与不可能成功，金融支持的力度也直接关乎扶贫的成效。长期以来，云南省的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采取发放小额贷款、“红色信贷”等多种形式支持农户扶贫开发，成效非常明显。云南省正在酝酿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蒋家柏：从广西来看，目前主要有社会团体、民营企业，以及爱心人士的捐赠和国外一些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资源可以整合到扶贫上来。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就能将扶贫资金“毛毛雨”汇聚成脱贫致富的“硬杠杆”。在整村推进贫困村的投入中，平均每个村有300万元，其中200万元就来自社会资源的投入。

　　金融扶贫是广西的一大特色。“十二五”以来，广西引导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43亿元，向扶贫龙头企业发放扶贫项目贷款70亿元。

　　2014年以来，广西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100家以上扶贫龙头企业、1000家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1万个以上到户增收扶贫项目。设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加大财政资金贴息力度，提高扶贫龙头企业和贫困农户贷款额度，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在金融扶贫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非常有益的经验。譬如在田东县，呈现出“只要信用好，穷也不差钱”的格局。全县57个贫困村开展了“贫困村转信用村”活动，截至2014年末将43个贫困村评为信用村，然后按照整村推进方式引导银行资金投入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累计向8234户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超过4亿元。可以说，田东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做出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