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全球化未来的新动力

在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后立即签署协议让美国退出ＴＰ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提出要重新考虑北美自贸协定谈判，再到将多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前提的贸易搜索举措引发了全世界的侧目：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体的收缩举动似乎意味着一直以来坚持的开放和包容的全球贸易体系存在“开倒车”的风险？过往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在此背景下，习特会前，3月末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直接将主题定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表示，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时刻，格外需要为其注入新的动力。亚洲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之一，也应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区域一体化或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缓冲器

2017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Ｅ11的经济增长率为4.4％，仅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欧盟和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9％和1.4％，远低于Ｅ11的经济增长率。

自2010年博鳌论坛发布首期《新兴经济体2009年度报告》首次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定义为“Ｅ11”（新兴11国）。今年是报告连续第八年发布，截至2016年Ｅ1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

“新兴经济体的4.4％的增长率在全球都属于比较高的水平，这种相对高速增长率会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ＧＤＰ当中的比重，也加重他们在Ｇ20当中的经济规模的比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表示。

不过他也强调，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趋好，其中存在着分化。例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恢复性增长，这使得新兴经济体中资源性国家的状况好于往年。但是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整体在过去几年出现下滑，所以新兴经济体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尤其是在不是新兴国家强项的服务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整体贸易表现低于发达经济体。

而在商品贸易领域，越来越多依赖出口的国家现在面临发达经济体的强化贸易保护措施。2016年七国集团成员总共出台240项保护措施，其中最多的就是美国。

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看来，这些外部因素有影响，但是从根本上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面临的最重要改变是过去20年、30年所驱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2014年，亚洲的贸易处在缓慢增长中，年增长率为2.5％，到了2015年，亚洲的贸易跌入负增长。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贸易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进口贸易的下跌，2015年，亚洲的进口下降8.5％，超过出口7.1％的负增长。在2015年，东亚地区经济体的出口下降4％，但是进口却下降了12％。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需求萎缩，导致全球贸易降低。这一影响随后逐渐传导到主要以贸易出口为主的东亚地区。

但这一次有所不同。2015年，发达国家经济出现相对复苏，尤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甚至出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林桂军解释，东亚贸易中约60％是中间品（通常用来衡量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指标）。而2015年东亚进口下降最剧烈的正是中间品的进口。主要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中间品进口的平均下降幅度超过2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日本，达到－30％，最小的是泰国（－13.3％），韩国中间品进口下降了20.3％，中国下降了19.5％。

“中间品下降是亚洲贸易变化的突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中间品贸易在同期变化不大。”林桂军表示，未来可能不是向中国运送零部件生产之后再跨国销售，而是直接面对大的市场组织较近的生产。目前大概80％的企业依赖于全球价值链，所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竞争力和区位优势变得更加重要。

“很多国际企业积极开发取代远距离进行加工的机器人的技术，尽管目前仍没有具体的数据显示，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因此受到多少损失，但是要意识到变化正在产生。”林桂军说。

由于新兴国家之间在商品贸易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也出台了161项贸易保护措施。

在这个背景下加强内部的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的讨论正在提升。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新的贸易保护情绪不会在亚洲生根发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错的开局。它可以有效抵制为寻找安全感而利用内向型政策来反全球化的诱惑。”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斯蒂芬·格罗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由于双边协定更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以推进区域一体化将是当前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缓冲器。

ＫｅｌｖｉｎＴｅｏ是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联合创始人。这一次出现在博鳌亚洲年会是参与其中的一个科技金融论坛。在论坛上，他是侃侃而谈的嘉宾，而论坛之外，他坦言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与中国同行交流。

“我们目前的交易规模才3000万新币，这可能仅相当于中国市场的百分之一，但是东南亚国家发展程度不一，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性，这与中国市场的情况很像，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作机遇。”ＫｅｌｖｉｎＴｅｏ说。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的“亚洲动力”

就在这个来自新加坡的金融从业者试图寻找“中国机会”的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其主场伸出了合作的触角。中国银联下属的银联国际2016年2月实现银联的技术标准对接泰国本地转接网络ＴＰＮ，并与盘谷银行合作发行银联、ＴＰＮ卡片。2016年10月，银联与7个ＡＰＮ的会员机构签署标准授权协议，该机构所发行的ＡＰＮ品牌卡片全部采用银联芯片卡标准。2017年2月3日，银联国际成为缅甸ＭＰＵ受理、发卡业务的唯一技术标准，满足缅甸银行业从本地芯片卡标准向国际标准升级的需求。

不难预计，随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未来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用户可能就是持有银联标准卡的东南亚客户，而通过银联交易支付系统，东南亚的投资者可能完成全球化的金融资产管理和配置。

这种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变化正是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体现。

仅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45.3亿美元，全世界有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积极回应并热情参与，有30余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20余个国家签订产能合作协议。

亚洲开发银行2月28日发布的《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显示，亚太地区要想保有当前的增长势头，基础设施需求比之前的预测要翻一番。到2030年需求缺口达到26万亿美元，每年需要1.7万亿美元投入。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同发展、互联互通提出了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之上，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的解决方案。”林桂军表示，从内涵上看，“一带一路”跟亚洲一体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为中国单边服务的，这个战略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就表明了具有利益的多元性。

就在3月23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闻发言人欧若拉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投行总部宣布，亚投行董事会决定接收13个新成员加入，这将使亚投行成员扩展至70个。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此次被批准加入的成员包括五个区域成员：阿富汗、亚美尼亚、斐济、中国香港、东帝汶，以及八个非区域成员：比利时、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爱尔兰、秘鲁、苏丹、委内瑞拉。此次新增13个成员，一方面可以扩大亚投行的“资金池”，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增强与成员间的互联互通。

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此外，科技进步在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信息、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等，使得全球化不可阻拦。当前各国改革空间在缩小，世界经济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可持续的复苏，通过协调产生合力更加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版的全球化设想。”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提到，对沿路、沿线的国家来说，如果真能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把各自的发展目标都放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走向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是可以期待的。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