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开远：火车运来的工业之城
美编 肖靖 制图
记者 张彤 摄
杨 杨
在云南，开远也许是最另类的一个城市。因此，我们很容易对它产生错觉，甚至对它敬而远之。在我看来，现今的开远市与东欧大地上的某些小城有一点相似，规模不大，却有几分传奇的历史和独特的韵味。它的新城与老城融为一体，一些具有法式建筑风格的黄房子，隐现在街道两旁的绿树丛中。一些古树常常占据在狭窄的街巷里，树干苍老而树盖却郁郁葱葱。一条名叫泸江的大河穿城而过，横跨江上的既有清代乾隆年间的三孔石拱桥——南桥，又有上个世纪60年代建造的世界上单孔跨度最长的空腹式石拱桥——长虹大桥。从城区至郊区，白天至夜晚，都好像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气息，同时又蕴含着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
这里市民大多是工人及其后代，据他们说，这里的人一开口说话，就能表现出明显的口音——“本地话”、“铁路话”、“电厂话”、“解化厂话”和“汽车总站话”等等。其实这些口音并没有什么显著特征，它们都是杂交语言，软的、硬的、高的、低的、清的、浊的、长的、短的……南腔北调，应有尽有。比如说“电厂话”，那可是开远最复杂的一种口音，因为厂里的职工有来自本省昆明的、大理的、楚雄的、石屏的、建水的，也有来自成都的、重庆的、东北三省的，各地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又会“发酵”成包含某种相同音素和语素的口音。开远人就能根据那些微小的差别，敏感地辨别出对方是属于城里的哪一个“工业部落”的人。但他们与本地的彝族、哈尼族、苗族、壮族、回族群众的口音就有明显的不同了，可他们之间好像一家人似的，不分哪些是外来者，哪些是本地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不失一座边地移民城市的大度、包容、自信和优雅。
除了口音，这座城市最“另类”的显著标志，就是那些从各类工厂里高高耸起的大烟囱，无论是至今仍理直气壮地冒着白烟或青烟的，还是早已熄灭了内心烈焰的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大烟囱，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最重要的天际线，它们似乎在“显示”着这座城市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贡献、一种气象和一种壮美。
翻阅这座城市的历史，可知这里曾是一个被称为“阿迷州”的古城，明清以来修建的那些高大厚实的城墙与那些展翅欲飞的城楼古阁，也曾是这个古城最美丽的天际线，它们不仅给这座古城带来了安全感和幸福感，而且那些灵动变化的飞檐和凸凹的女墙，让人们感悟到了这片边地的恢弘和神秘。
历史是一种最奇妙的东西，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也会创造无穷的机缘。在100多年前，历史就为开远这座古老的城池宿命般地划了一条线——滇越铁路。那时，随着这条中国早期国际铁路的开通，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海防的入海口，恍然于1910年3月打通了，从此闭塞的云南开始面向世界，从此云南的许多村寨和城镇带来了种种魔变，那些原先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事物，猝然而至，让人惊讶、慌张、狂喜、气愤、哭泣，不知如何是好？开远也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一座悠闲无比的边地古城，骤然变化成了一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可以说，这个城市是被一种近乎侵略的外来文明和野蛮力量，猛然推向云南早期工业文明的前沿。或者说，开远是滇越铁路为云南边地运来了一个工业城市，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留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边城传奇。
在我的想象中，随着火车的鸣叫声，过去马帮无法运送的大型机械设备——一台英国制造的蒸汽直流发电机，于1916年，“飘然”运至开远。城里的阿迷通明电灯公司迅速把近代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的电灯，令人惊骇地送入开远的千家万户，让开远变成了一座罕见的“光明之城”，而那时内地的多数城市还在烛光和油灯的笼罩之中。
193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两台“庞然大物”——896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又通过轮船运抵越南海防，再经过滇越铁路运到开远。
从那时开始，这个土旧的边陲古城开始变得富裕起来，洋气起来，这里不仅店铺连连，商号林立，还来了为数不少的法国人和一部分越南人。
在旧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之后，许多古城依然保持和迷恋在自己悠闲的状态中，开远却通过那条在云南历史上始终“荒诞”的铁路，神奇般地接受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生事物”，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工厂、新市民、新科技和新思想，最早体验和享受到了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实惠。
也就是在那个距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时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曾憧憬着一眼望去，天安门广场前面尽是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上面浓烟滚滚，下面机声隆隆，车来人往，干劲冲天。那可不仅仅是一代伟大领袖的梦想，更是一个新生国家最迫切的梦想。
因此，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中，都出现了开远的名字，一个是开远发电厂，另一个是小龙潭发电厂。它们都是两个大型的火电厂，而且兴建的时间也相距20年，但它们都是与云南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地位和作用都非同一般。
现在看来，在开远这块大地上，因为有了便捷的铁轨和火车，有了丰富的褐煤，有了众多的水电厂和火电厂，它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工业链。在这样一个有水、有电、有路的地方，各种力量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造就了这样一块近乎“完美无缺”的工业乐土，一系列较大的工厂，如开远糖厂、开远水泥厂、解放军化肥厂、红河州磷肥厂、小龙潭煤矿、大唐发电厂等等，先后诞生在这里，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开远因此演变成云南的一个能源、化工、建材基地和滇南的物资集散地，也就有了充分的“天理”、“地理”和“人理”。
我在开远的日子里，对于这么多的大工厂、老工厂、新工厂，时常会产生各种“奇思妙想”，它们在我面前似乎变成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引领我进入了另外的时空，体验到了另外一种精神生活。
当然，我最“迷恋”的是解放军化肥厂。在我看来，无论从历史到现在，这也许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座不新不旧的大工厂。仅从它的名称来说，“解放军”三个字与“化肥厂”三个字，似乎遥不可及，但却出人意外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怎样有趣的“逻辑”？
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军委为了安置一大批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兴建一个以支援农业生产为目标的大型工厂——解放军驻昆化肥厂。那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命名的一个工厂，也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唯一一个以“解放军”命名的化肥厂。这个工厂的第一代主人，就是那些从解放军第三步兵预备学校、云南省军区、十三军和十四军转业下来的3300多名官兵，再加上从红河地区和上海等地招收而来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共7000多人。这无疑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在整个筹备和兴建过程中所付出的智慧、汗水乃至鲜血，也无异于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这样的图景至今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开远的现实里，一个个巨无霸一般的大烟囱，依然是这个地方最显著的一道城市天际线，只不过有的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有的已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原先的“价值”，被新的事物所替代和遗弃，浑身上下散发着衰败、冰凉、沉重的气息。
我的朋友马文忠把我带来到开远发电厂，那已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厂区，给人一种废墟似的感觉。但那3个高耸的大烟囱和一幢高达八九层的苏式红房子，格外引人瞩目。
这些烟囱、管道、车间、专家楼和职工住房，此时黯然无声，寂寥无比，在长时间没人光顾之后，神奇的大自然之手已重新开始装饰这片天地了，在地上、墙上、废弃的机械之间，已长出了许多小草，开出了小花，在风中微微摇动。
那是早晨阳光最温润的时候，三个大烟囱在深邃的天空中，淡定、真诚、从容……这可是云南当年最高的大烟囱，用雄伟壮观等词汇已无法描述它们的本质。我只觉得，它们有着塔一样的浑厚、朴实、静穆和庄严，它们在固定的位置上，坚守自身的标准，永不变形，永不移动。它们显示的是一种强悍的意志，保持着的是一种高远、坚韧、旷达的天性，它们似乎还在均匀的呼吸，似乎还保持着当年的温度。我好像看到了它们身上所富有的“神性”。
在我的眼里，这个废弃的厂区应该是那个时代最璀璨的美景，是充溢着一个完整国家和民族精神血脉的一角。这里的一切已非常超脱，它像一个国家记忆的“冷藏库”一样，又像个人内心的“自留地”。在一切都“与时俱进”的年代里，我来到这里，突然感到慢了下来，回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神话和传奇故事里。
开远也正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地方，就拥有了某种平静、充实和富有，就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发展力量。
作者简介： 杨杨，玉溪市通海县人，已出版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巫蛊之家》、长篇小说《雕天下》《红河一夜》、长篇文化散文《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纪实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等20余部。其中，《雕天下》《红河一夜》曾分别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和第五、七届 “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
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