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将高水平重构平衡

●化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刺激政策难见效。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供给侧改革更注重质量、效益，是“挤掉经济中的水分”的过程

●去产能任务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缩产能，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去，去产能也会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回归高增速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挤水分”，会不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重要一环，降成本是企业自己努力可以完成的吗？……“十三五”开局之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海内外专家、企业家热议的高频词。

为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中的全球经济。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如何培育增长新动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过去几年，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在丧失动力，全球经济陷入了‘新平庸’，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改革。中国一直在加快改革，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好的典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

尽管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一直是热门话题，但是与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这个热词在大众中还显得生僻。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延续以往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的思路呢？

化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刺激政策难见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集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具体表现为重化工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金融领域违约风险开始暴露，不良债务和隐性失业等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增大。“要解决这些问题，难以单纯依靠需求扩张和刺激政策，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一直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也“刺激不起来”。从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降低、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等都导致“十二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为7.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从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

“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那就意味着我们遇到的不是周期性问题，刺激政策也‘刺激不起来’，需要改变思路，认识供给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分析，“十三五”时期，如果供给侧没有实施任何改革，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到6.2%。

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然而，“十三五”时期，在人力资源上，中国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据蔡昉介绍，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开始负增长，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之后，中国还将迎来新一轮劳动力短缺。此外，将各级毕业生和毕业未升学的人口加起来形成的新成长劳动力也在减少，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在放慢。

“我们通常会说‘数量不够质量补’，但是事实上数量不够了，质量也会下降。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下降，即便出台刺激政策，投资意愿也在降低。”蔡昉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提高潜在生产率。“如果能够在某些方面推进实质性的改革，从而获得改革红利，那么潜在增长率曲线会越来越像一个‘L’。”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改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那么该如何顺势而为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放”是关键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认为，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制度性供给，有三大潜力空间值得挖掘：一是理顺价格机制，因为价格扭曲造成结构问题凸显；二是开放农村市场，改变生产要素只能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不能向农村流动的现状；三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降”要更主动。

“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一个关键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中国经济在全球立足主要依靠比较成本优势。但是中国市场主体的体制性成本，即市场主体的法定成本、对市场潜在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过高，且无法通过企业自身努力降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走到世界前列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

——“管”不能缺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在需求侧就不作为。打好需求与供给两侧“组合拳”得到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提醒，“需求结构合理的话，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影响。在没有充足需求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不仅不会促进增长，还会增加失业。”

李扬则认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主要要做六件事：一是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强市场监督，五是要促进共同富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吗？

近些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这四个词总是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否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增长、改革、调整、稳定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蔡昉以去产能为例分析，去产能任务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缩产能，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去，让有竞争力的活下来。“去产能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也会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在李扬看来，需求侧的管理比较注重速度，而供给侧改革更注重质量、效益，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谓“固本强元”，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不过，供给侧改革也是“挤掉经济中的水分”的过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不良资产不是增加了，而是我们加快地让它暴露了，而且下决心去解决了，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健康运行。”

尽管促改革与稳增长没有根本矛盾，但对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挑战仍需提高警惕。王一鸣就直言：“如果低效益陷阱不能走出来，潜在风险就会显性化，包括债务、资产等各种风险都会显性化。我们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构新的平衡。” 相关文章

十三五中国经济去产能的关键是转移生产要素时间：2016-03-21来源：经济参考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3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来自中国政府高层与国内外商界、学术界的高端人士共济一堂，就“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建言献策。《经济参考报》记者全程参与了此次论坛的报道，并就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G20峰会、去产能和国际产能合作等热点问题对部分与会人士进行了采访。

王一鸣：经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开始逐步回落至2015年的6.9%。虽然符合年初预定的7%左右的增长目标，还是引起了各方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经济放缓有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内生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根本上是传统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到了需要系统性调整的阶段。

“进入新常态，依靠潜在市场需求集中释放和廉价要素大规模投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王一鸣指出，从需求端看，“住”“行”的市场需求发生明显变化，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汽车消费正在从过去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甚至逼近零增长，与“住”“行”关联的钢铁、水泥等工业部门产量已出现负增长。从供给端看，2012-2015年，中国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1300万人，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和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增强，综合生产成本明显提高。可以说，经济增速放缓正是内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反映。

王一鸣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全国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经济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

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市场仍有一些担忧，担心一旦形成下行预期，会出现经济失速。对此，王一鸣表示，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回稳。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逐步探底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祛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王一鸣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将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赵忠秀：以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价值链跃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力的重新布局，由此形成一个联动效应。这个过程要与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以及全球的价值链重新布局契合在一起。

他表示，当前我国的去产能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现有的确实比较落后的产能要坚决关掉，其实目前一直都在持续这个过程；二是把国内富余的、过量供给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能，通过空间的转换，转移到更加接近消费市场或者说在当地可以更好实现要素配置的地方。

在赵忠秀看来，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力的重新布局，由此形成一个联动效应。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通过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的技术、标准、服务一同“走出去”，既提升了海外投资的水平，也为国内的产业升级调整腾出了空间。他表示，实际上我国现在富余的产能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中端环节。随着我国综合要素成本的上升，低端制造环节我们相比起越南、孟加拉、印尼等国家而言已经竞争优势不明显，这部分我们可以转移出去。与此同时，将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服务部门，实现国内产业链环节的整体上移。“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年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创造和吸纳劳动力都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将我国可以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到了有市场需求或者资源更加有效配置的地方，带动所在国工业化进程。这样就实现了劳动力等资源更好地在全球市场配置，也实现了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效应。

有一种担忧认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比重不断下降，外资制造企业不断向外转移，与此同时，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可能会形成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对此，赵忠秀认为：“实际上这个问题存在，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比如日本、美国等都存在空心化的问题，他们自己都放弃不生产了。如果我们能够和市场契合得好，有些环节我们也没有必要自己生产，也可以进口。其实质就是实现更好的配置资源。关键在于你省下的资源，你要有个更好的使用，而不是闲置。”

赵忠秀表示，相比起此前我们国家一直在进行的企业零散、自发的“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更具系统性和顶层规划性。

他说，不能孤立看待国际产能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关、停、转，而是通过资源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与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以及全球的价值链重新布局契合在一起。“未来我们在和全球市场进行配置的话，不是简单的一个把产能推出去。它要持续地生存下去，要和当地更好地嵌入，包括技术、政治、文化等全面的各个方面的嵌入。”

在他看来，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复杂的生产网络体系，包括供应链管理、生产体系、渠道建设、可持续创新四种网络。只有有效结合这四个网络，才能真正形成有企业竞争力的生产体系。此外，产能合作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设备买卖，还应该寻求多种多样的国际技术合作方式。

而在此过程中，需要更多节点企业的带动。他表示，也就是需要更多在复杂生产体系中掌控价值链核心的、高精尖的、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来布置、组织、生产和服务。“过去我们是接受人家的调整，现在我们要有更多的节点企业去整合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整合。这里面有很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有自己的专利和知识产权。”

“我们在国外投资、运营，实际上是在建一个复杂的生产网络体系，这包含了四种网络，包括管理供应商、供应链以及生产体系，还有渠道建设、品牌的维护，还要有研发、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只有这四个网络有效的结合，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有企业竞争力的生产体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布中才能占据更加有利的优势。”

不过他也坦言，现在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企业要走出去，就要形成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复杂网络体系，坦率地说，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和知名跨国公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

滕泰：去产能的关键是转移生产要素

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去产能”仍然是各界热议的一大议题。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时表示，去产能是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这是一项技术活，往往伴随着失业率和债务上升的阵痛。但如果“去产能”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将焕发新生。去产能的关键并不在于关停一些企业或者淘汰一批所谓的落后产能，而在于从需求侧出发，着眼培养新的发展动能，将各项生产要素转移至新供给、新产业、新动能中，快速形成发展动力。

滕泰表示，去产能、去库存等短期任务，抓住了中国经济短期的问题和矛盾，但这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也不是长期的任务。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经济运行周期，进行有效调整。滕泰解释，新供给经济学从供给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因此，重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出路，在于以“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

“2002年到2008年，我国加入WTO引发的出口高速增长、楼市火爆拉动的房地产投资、车市繁荣拉动的汽车产业链投资，推动经济连续以9%以上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甚至一度达到14%以上的高位。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我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的投资方向是‘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本设施项目，中国经济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之后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经济下行周期。”滕泰认为，2002年到2007年，是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供给扩张阶段，2008年以后，这些行业，包括其上下游的钢铁、玻璃、水泥、电解铝等为主题的中国经济进入供给成熟阶段，2014年以后阶段性进入供给老化阶段。因此，商品房库存不断增加，钢铁、煤炭全行业亏损严重，传统车市风光不再，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更是全面过剩，就连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在政府的扶持下迅速进入供给老化阶段。

滕泰认为，包括房地产等一些行业虽然短期有去库存、去产能的压力，但解决办法恰恰在需求侧。“比如说房地产行业，房子已经建造起来了，不可能把房子毁掉，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张需求，把房地产行业库存消化掉。”

滕泰进一步表示，去产能的关键，应该把落后产能领域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领域。比如说，北京的首钢搬迁了，但员工、资金、土地都没有因此去唐山，这些生产要素都转移到了新供给、新动能、新产业领域去了。因此，去产能的关键在于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领域中，形成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发展动力。

滕泰还强调，要使生产要素形成新的发展动能，需要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一方面在于加快资源从供给老化行业的退出速度，另一方面在加快培育‘软财富’和‘软价值’为代表的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产业。”滕泰解释，典型的软财富行业包括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这五大软财富行业的财富来源不再是以地球资源为主，而是以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的思维为主。对那些必须大量消耗地球资源的硬财富制造业，也应该给它们附加上更多的“软价值”。

展望G20峰会：国际社会期待中国领导力

2016年G20峰会将于9月份在中国召开，外界对此次峰会可能探讨的各项议题充满期许。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多位中外嘉宾指出，在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各国结构性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将成为摆在G20各成员国面前的最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作为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如何在G20机制中发挥领导力、引导G20进程更是令人期待万分。

今年G20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19日上午的“展望G20中国峰会”分论坛上，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且不平衡，需求的疲软可能带来通胀的压力。G20峰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增长，促进创新，提高就业率，同时增加经济的包容性。G20峰会机制的意义也就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来避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变成现实。

为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各与会嘉宾呼吁，G20成员国应加强对政策的沟通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各国政策行动产生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其需要更好地进行协调，因此需要G20峰会来搭建相关政策框架，促进实现这种全球决策的进程。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论坛上介绍2016年G20峰会筹备情况时也表示，上月底在上海成功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重要共识：第一，G20各个成员要加强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共识，要在G20整体的层面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二，要在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上，例如汇率市场，加强政策的沟通与协调。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G20峰会在危机时期协调世界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次G20峰会也将延续此前同类会议的精神，推进已达成共识的目标，预计将聚焦在国际经济，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

德国彼得·荣根控股公司主席彼得·荣根表示，从最近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当前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大多数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问题，这也将成为G20峰会上的重要议题。当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不够，必须要加快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中国也是如此，应敦促中国政府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本届峰会将是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中国在这场经济盛会中的表现也备受瞩目。在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多名嘉宾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者，中国在G20机制中展现的领导力将成为全球经济前进的一大动力。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已经开始在G20体系中显示出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开始直面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就是中国开始建立合理的长期投资机制的例子，这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些投资必须是可持续的绿色投资，这也符合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和去年9月联合国成员国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精神。履行这些共同目标也涉及到投资问题，这些投资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正是其中的核心所在。中国在筹备G20峰会的过程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表示，G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今年是中国首次担任G20轮值主席国，20个国家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可能是讨论如何为全球经济创造进一步增长的动能。目前全球经济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现在中国也应该显示自己的领导力。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现在中国可以反过来对更深层次地推动全球化进程作出积极贡献，以可持续的方式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发力。

来源：人民日报核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