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中国实体经济”下篇：实体经济怎么干

振兴实体经济要立足于现有生产和供给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品质提升需求，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全面加强标准和质量管理；同时要解决国企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向市场释放呆滞资源；还要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前提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

面临系列困难，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困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因此，要振兴实体经济就要解决这三个失衡，多管齐下、内外兼修。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现在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必须回归其原有功能。只有让虚拟经济回归自己的基本功能，发展实体经济的成本才能降低，发展环境才能优化，发展新动能才能形成。”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推动消费升级

“振兴实体经济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生产和供给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品质提升需求，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全面加强标准和质量管理。”赵昌文表示，要引导企业发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努力打造“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在制造业，要抓住“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机遇，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厦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根荣指出，要关注国内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新机遇、新产业。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如健康快乐绿色休闲的消费新理念，将带动包括体育运动与器材产业、卫生保健产业、绿色食品产业、旅游度假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赵昌文强调，要处理好“新”和“老”的关系，实现“老经济”焕发“新活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也表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比如，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在激发制造业的新动能。志高空调2016年前三季度销售量同比涨幅超10%，实现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智能高端化战略。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李兴浩介绍说。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表示，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行业而言，通过向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运营和生产效率是必由之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企业信息化建设正以应用为中心向以数据为中心转变。

释放呆滞资源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刘根荣表示，还要解决国企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向市场释放呆滞资源。要推进过剩产能行业国企间的兼并重组，鼓励有能力的国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与优化布局。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是去产能的重点，可以通过征收排污税大幅提高其环保成本，利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

刘志彪把落后产能分为三种，在技术层面，指以落后技术和工艺装备为基础的生产能力；在市场层面，指丧失了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在政策层面，指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不达标、不合规制的生产能力。

“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是为了重新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持续复苏和振兴。”刘志彪表示，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去产能，就是要把前两类落后产能全部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对第三种落后产能，政府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

多位专家还表示，要通过抑制房地产泡沫，为实体经济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2016年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分别达到26.8%和30.7%，炒房收益远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对此，赵昌文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刘志彪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使其回归消费品功能，为制造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创造良好氛围；在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不仅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还要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平衡“虚实”关系

秦海林指出，振兴实体经济，必须要处理好实体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要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前提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通过财税手段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税费负担，增加实体投资利润。同时金融业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降低企业贷款门槛。

“要给实体经济企业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降成本具有双向调节供求关系失衡的政策含义。”刘志彪解释说，现在成本的高低问题，由于涉及产业转移，已成国际产业竞争和国内经济政策的焦点。从成本视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发展效果。降成本包括降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两块。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升生产率，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成本等；后者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

根据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所得税的匡算，2016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利润约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3倍。对此，赵昌文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目前金融业强大的虹吸效应极大地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业高利润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金融业的准入程度、利率市场化水平，但规模的快速扩张和风险的延迟确认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要结合进一步“去杠杆”的部署，加快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业的监管体系，特别是监管机构是否可以在避免道德风险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利润考核指标，以便金融机构能够及时足额确认风险。

“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是重中之重。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既是为其减负增利，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当下，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搅在一起，很难区分其边界，因此重点去企业杠杆十分必要。此外，现在中国企业负债也很高，这样下去可能会危及和掏空实体经济。”刘志彪建议，维持降低企业杠杆率，一是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二是要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降低银行贷款比率；三是要加强对债务的软性预算约束管理，强化企业自身对债务杠杆的硬约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黄鑫）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