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线城市上演了怎样一场群体性互联网焦虑？

几年没在老家过年，今年春节终于回家，于是吞下了微信好友不分组和长时间刷屏朋友圈的恶果，被亲戚朋友频繁约见，原因是，大家知道这两年我投身互联网，纷纷都想找我这个整天扯着互联网的酸臭文人聊聊。

一开始我其实是拒绝的。我说，对互联网我的理解还很浅，除了企业级SaaS等几个偏门领域，其他的也不专业。他们问，SARS不是非典吗?我想辩解，最后却说，那就见面聊聊吧!

我来自西北，一个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小城市，日子总是过得不咸不淡，谈不上日新月异，也谈不上闭塞落后;谈不上山清水秀，也谈不上大漠黄沙;虽比不得沿海城市，但勤劳者还是可以衣食无忧。

跟各路人马聊了几次，我惊奇的发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家乡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患上了一种对于互联网的焦虑症。

他们对马云、雷军的财富故事如数家珍，除了艳羡更多是发自肺腑的钦佩;他们喜欢聊那些关于奶茶的八卦，却不知道谈资的背后有JD的一整个PR团队;他们知道O2O，但不知道O2O在2015年经历了资本寒冬;他们中，年纪稍轻者对《罗辑思维》推崇备至，近乎被罗胖洗脑;他们置身于互联网浪潮的感召下，有人体会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切肤之痛，有人嗅到了财富的迷人香气;他们对互联网带来的疼痛表示充分谅解;他们认为疼痛和改变一样，都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急迫地但想要去和互联网发生关系，却无从下手;他们浮躁、迷茫，他们担惊受怕，怕赶不上潮流，怕跟不上时代，怕抓不住机会。

在回家之前，我虽然写过几篇关于三四线城市的区域电商和农村电商的文章，但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互联网下沉的速度竟如此之快，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样的四五线小城市。

场景一：

一位亲戚，从国企下岗后在大卖场里卖手机起家，后来兼营配件和维修，做到现在经营着三家手机店，业务都是以卖手机，卖配件，贴膜，维修。

一见面，他便开始大吐苦水，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客流量少得可怜，生意都被电商抢走了。比起前两年，今年特别明显。手机配件的利润率远高于手机本身的利润率，有时候卖一部手机挣几十块，卖一个手机壳也能挣十几二十块。有些人对网购不放心，上千块的手机还是想去实体店看着买，但几块到几十块的配件都会上网买，甚至上了年龄不会网购的人也会托年轻人代买，同样的东西，上网买着实便宜啊!他已经准备关两个门店，再重新把卖场里的柜台搞起来，卖场里好歹还有些客人，说不定生意能好一些。

他最关心的是，小米、华为、乐视这些品牌的互联网手机能不能搞代理，有没有渠道商，能不能把他们拿到线下来卖，如果我能帮他找到人，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打通关系。我问他，你把这些手机拿到门店里去卖，同样的东西，价格能比网上便宜吗?他回答说，贵可能是会贵一点，但看着放心，买着踏实，还是会有人来的，何况，咱不是还包售后嘛，出了问题，门店跑不了。

这位五线城市的60后亲戚的焦虑源自对互联网的恐惧，也源自对互联网游戏规则的无知，于是无畏。

最终我没能给这位亲戚帮上什么忙，但他却给我上了一课，在互联网和电商的时代，服务因缺失而尤为珍贵，体验或许是线上永远无法消灭线下店的终极原因，或许也是线下门店绝地反击的致命武器。

场景二：

高中同学A兄，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最能赚钱的卫视里做记者，虽然辛苦，但有房有车，有编制，年薪30万。外人看来，A兄似乎一马平川，风调雨顺，羡煞旁人。

然而，他急吼吼地来找我，想聊聊O2O，聊聊互联网创业。他说，在电视台的体制内他想要往上走，至少要干掉20个人，几乎看不见希望。一个西北来的年轻人，要在南方的省会城市混得好，除了创业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要创业，没钱、没关系，除了互联网还有其他办法吗?靠上班勤劳致富是不可能了。

他说，几年后，我们便不再年轻，不再能熬夜加班，又没进入管理层，会如何?我们将轻而易举地被更年轻，更抗凿的90后，甚至00后替代掉，我们将变得无足轻重，逐渐被边缘化，不仅是被体制，被工作，更是被那座城市。

去年A兄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跟朋友一起投了个互联网公司，他说，没有赶上互联网兴起的那一拨，但怎么着也得跟紧了潮流。

A兄一席话说得我后背发麻，他的对互联网的焦虑源自对未来的焦虑。他的信誓旦旦，他的孤注一掷，源自对互联网的憧憬。试想，如果他出生在那座城市，而不是一个外来者，他是否还会如此焦虑?是否还会将全部积蓄压在一个互联网项目上?

这是一个五线城市80后的互联网焦虑症，它的病灶究竟是因为金钱还是因为梦想，我已经无法分辨。

场景三：

第三场聊天发生在大年初二的家庭聚会之后，聊天对象是我最小的表弟，小舅舅的儿子，00后，读高二。

每年的大家庭聚会总是三四十人呼啦啦奔赴酒楼，像我这样大龄未婚男青年本就是亲戚们“轰炸”的重灾区之后。饭毕，我照例想溜，却被母上大人和小舅妈一把拽住，让我找表弟聊会儿，他的问题是“不务正业”，学业荒废，一心只想写网络小说。

对着我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印象的表哥，他并没什么表达的欲望，目光飘忽游移，10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他还是儿童。

断断续续的对话勾勒出了一个叛逆的少年，他说，大哥你是靠写字为生的，我为什么不能?我写我喜欢的东西，你们不喜欢我写小说，有人喜欢，你写的东西你还不喜欢呢。网上写小说的很多人出了名了，挣了钱，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我写得好。你们那时候写了东西要往报纸、杂志上发表，最厉害出一本书，现在不一样了，我直接在网上就能写，写了直接就能卖钱。我不喜欢上学，写小说也能成为事业。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我问他，你写什么样的小说?穿越吗?

他说，穿越已经OUT了，哎，你不懂，你不懂。

对于一个叛逆少年的网络文学梦想，我不忍反驳他，我只是告诉他，10年前，网络文学有过一阵子黄金时期，我在那时泡论坛，写青春小说，也曾小有名气，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卵用。如果我没有通过高考离开家乡，我现在或许应该是个小商贩，也很难延续年少时写字的梦想。

小表弟对互联网的焦虑源自青春期与家庭的叛逆抗争，再往深层探究，是对互联网内容变现的无限幻想，他不懂流量从何而来，没接触过网络推广，甚至对PV、UV、IP这些词一无所知，但些这丝毫不影响他眼中一切皆有可能的互联网，这是一个五线城市00后文艺少年另类的互联网焦虑症。

场景四：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与我的家乡相邻，天水产的苹果被潘石屹拿出来推广，跟褚橙、柳桃一起被称为潘苹果。而在我家，绝大多数人是不吃天水苹果的，因为天水苹果无论是口感，还是糖分都比不上我们当地的苹果。

回家后，我的第四次聊天对象是一个70后的果农W哥，他上有老下有小，他有十亩苹果园，这是他全部的生计。我们的聊天从“双十一”开始，几个月前的电商“盛宴”让他倒了胃口，赔了几万块钱。

他说，最开始栽果树的时候他才三十，刚生了第二个女娃，每天就是打打牌，去网吧上上网，那时他做梦也想不到，苹果后来也能上网。没有电商之前，苹果一挂果就会有经销商和中介上门来订，等到果子熟了，他们便上门来收。当时种果园的人少，生意好做，一年挣几万块钱是很不错的收入。后来人人眼红种果树能挣钱，便一拥而上，苹果的利润连年下降。那时好苹果都卖到深圳去，次一点的才会卖给周边城市，苹果生意最赚钱的不是种果子的，也不是收果子的，而是把苹果卖到大城市的水果贩子。也就是这一两年时间，互联网改变了苹果生意，有头脑的果农开始在网上卖苹果，前年“双十一”有人一天就卖了几千斤。

去年开始W哥也试着在网上卖自家种的苹果，他没有开网店，而是直接通过微信和QQ卖，成了赶时髦的“微商”，生意基本都是来自亲戚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刚开始卖得还不错，但当熟人都被“扫荡”了一圈，通过社交平台上的苹果卖不动了。他还是开了个淘宝店，怎么用电商平台把苹果卖出去呢?他认为只要价格低就成。这时候恰好赶上了双十一，W哥觉得机会来了，通过各种渠道收了一万多斤苹果，准备大干一场。为了准备双十一，他还专门找了家里懂设计的亲戚把他的淘宝店好好装饰了一番。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双十一来了，但订单却没来，一天下来，W哥的苹果只卖出去了十几箱。最终，除了把家里的果窖塞满想着春节再卖个好价钱，剩下的大多数只能低价卖给了经销商。更让他恼火的是，到了双十一，快递公司的货物大量积压，全都不收件了，送去都不收，好不容易寄出去的十几天都到不了。西北本就偏僻，物流不便，这样一来，就连卖出去的苹果也无法完成交易，最终只好道歉退款了事。本想让苹果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结果却让互联网给摔了一嘴泥。

令我意外的是，虽然赔了钱，但W哥对互联网，对淘宝的热情却没有丝毫消退，他找我的原因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能用淘宝卖苹果，而他却不行。他笃定的坚信，只要他找对了方法，他一定能用互联网把自己果园的苹果卖到全国各地去，因为，他吃过外地的苹果，对自己的苹果有信心。

我和他聊了聊淘宝的游戏规则，帮他联系了一个资深的淘宝卖家朋友，让他取取经，他非常高兴，往我车里塞了好几箱苹果，还要了我在南京的地址，说等新果上市便寄给我几箱。

这是一个五线城市郊区70后普通果农的互联网焦虑，和着西北黄土地最原始的坚韧和执着，他的焦虑源自对互联网的敬畏和崇拜，也是在生存压力之下对互联网最淳朴的渴望和寄托。

W哥说，去年他又生第四个孩子，还是女娃，今年还要再生，非要生个儿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