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刚过去的农历六月初六，是布依族的盛大节日，在普吉街道王家桥社区，外来的布依族男女老少正和本地居民一同载歌载舞，一片欢声笑语。
“我们在和本地居民一起过节！”罗海燕高兴地说，这几年，几乎每一个节日，她都和社区居民一起过。隔三岔五就过节，如汉族的中秋节、春节、端午节等。
一起过节，正是昆明开展“三社互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早在2011年，昆明普吉街道就开展了“三社联动”工作，希望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引入更多的专业社工参与社区管理，并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工的良性互动格局。
日前召开的市委工作会提出，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不断蓄积加快发展新势能。具体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方面，昆明正走在探索的路上。
异乡人找到家的感觉
十年前，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月亮河乡的布依族姑娘罗海燕，从家乡的小山村，奔着大城市来了。
因为学历不高，没有太多技能，她换过十多份工作，居无定所，不断搬家。虽然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节奏，但是，在她看来，自己一直都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因为十年间，无论搬到哪里，罗海燕总感觉与原住民有一道厚厚的隔阂，她交往的圈子基本就仅限自己的老乡。
“难融入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不时撕扯着罗海燕，直到三年前，她搬到了五华区普吉街道王家桥社区，这一切发生了变化，罗海燕从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被关怀的温暖。
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是布依族传统节日，这一天，男女老少穿上盛装，举行隆重的祭神和游乐活动,非常热闹。虽然远离故土，但罗海燕和布依族同胞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风俗。
因为条件有限，每年的六月六，罗海燕和几个老乡也就是在租住的地方一起聚聚餐，心中不免遗憾。去年，像往常一样，罗海燕她们商议着去哪个老乡家做饭，这时，一个熟悉的人找到了她们，告诉她们要为布依族老乡举办一台盛大的晚会，主角当然是布依族同胞，而当地居民也会出节目助兴，更让罗海燕惊喜的是，她们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用排练好节目。
找到罗海燕的就是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主任兰树记。兰树记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是因为除了手下拥有20名全职社工、近500名志愿者外，还有王家桥社区的鼎力支持。对于操办一场晚会，兰树记信心满满。
果然，在兰树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后，王家桥社区主任尹福亲自出马，协调来了隔壁联家社区的一个农贸市场。宽敞明亮不说，还不用出一分钱的租用费。
紧接着，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租用设备、搭建舞台……晚会的舞台布置按部就班进行。到了六月六这一天，罗海燕她们来到晚会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们难以置信——没有奢华的舞台，却布置得简洁大气，没有大腕明星，十里八乡的群众都来了，热闹非凡。这哪里只是布依族同胞的节日，而是整个王家桥社区居民的节日。
“这是我来昆明十年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六月六，找到了家的感觉，这让我终生难忘。”时隔一年，罗海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从政府“一肩挑”到三方联动
其实，罗海燕并不知道这是“三社联动”的产物——从政府“一肩挑”到让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介入并发挥主体作用，开创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在城市化的巨大浪潮下，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让王家桥这个位于城郊结合的社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混合型”社区。本地居民只有5000人，流动人口却达到了3万，是本地人口的6倍，而整个社区只有14名专职工作人员，也就是说，14人要管好3.5万人，其难度不言而喻。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天服务好上门办事的群众，已经非常不错了，想照顾好数量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真是有心而无力。”尹福直言不讳地说。
就在尹福陷入如何服务好流动人口的苦恼时，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主动找到了尹福。原来，从2005年就成立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一直驻扎在昆明主要的城中村及城郊结合社区，致力于对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员的专业社会工作。随着城中村拆迁改造，一路追随着流动人口的迁移，2010年，他们从船房村搬到了王家桥。
连心给出的破题之道就是“三社联动”，这是做了十多年社区“当家人”的尹福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在看到连心社区针对流动人口举办的几场活动后，尹福茅塞顿开。“这不是弥补了居委会在专业服务方面的短板，全方位多层次回应社区群众的需求了吗？”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三社联动”开始在王家桥社区落地生根。在尹福看来，“三社联动”好处多多：一方面，借用云南连心专业社工专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为社区困难群众、流动人口提供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因此得以减轻专业服务的压力，专注于为民提供劳动就业保障申请与办理、社区环境治理、治安及城管等方面的服务，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连心社区也利用社区熟门熟脸的优势，调动辖区资源，获得居民认同感，让“外来和尚念好经”的同时，社工也从居委会干部身上学习了行政工作和群众工作手法，真正做了优势互补，共同成长。
“三社联动”开创社会治理新局面
“三社联动”中，人员的联动是重点。王家桥社区和连心社区，打破了身份限制，按照业务范围和工作专长进行重新组合，分为不同的工作小组，每个小组推选工作小组长带领小组开展工作，从而实现基层工作权力下放，工作任务分担，人员优势互补，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过去，我们的工作方式比较单一，‘三社联动’后，一改我们‘鸡皮老奶’式的工作方法，主动思考和谋划能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家桥社区计生老龄户籍专干、“三社联动”联络员普琼英告诉记者。
“三社联动”在帮助弱势群体上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天，几名农民工找到了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副主任子若，大家情绪激动，已小范围聚集，他们欠薪都不多，不过三四百元，但层层转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维权很不容易，以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子若安抚稳定农民工情绪，站在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立场，苦口婆心地劝解，用真情实意化解其心中的怒气和怨气的同时，将情况及时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利用社区力量，立即请来欠薪方，三方坐下来面对面协商，逐步消除怨气、梳理问题，做到公正调解、公平化解，最终，欠薪方当场答应支付给农民工工资。
“许多影响稳定的矛盾甚至冲突，其实都是从小事件、小矛盾演变而来的。如果能在这些问题刚萌芽时就发现它，并让工作人员和机构在第一时间介入，再加以有效的调处，绝大部分矛盾都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子若说。
除了搭建社区服务平台，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一对一服务及基本公共服务外，在连心的帮助下，社区成为了社会组织的“孵化器”，实现了社区自我服务和管理。目前，社区已“孵化”了社区文化协会、老年协会、和谐天使反家暴工作站、社区剧社、农民工维权站、社区调解委员会等多个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交由连心负责培育，待其成熟，就进行备案登记。这“孵化”并非比喻，而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而社区则通过衔接政府资源，为这些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小额项目资助的“养分”，让他们心坚体壮，再一飞冲天。
流动人口的管理，在很多地方都是难题，那么，“三社联动”又是如何破解的呢？流动人口大多以亲戚或老乡为纽带租住在城中村同一个楼栋中，每个楼栋多则近20户，每一栋楼近似于一个小的自然村落，社区工作的触角必须深入这些楼栋，才能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专业社工负责运作，居委会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组建以社工、义工、楼栋长（房东或居民骨干）“两工一长”的工作模式，社工和志愿者定期对所负责的楼栋进行走访，为他们上门提供儿童功课辅导、升学咨询、农民工法律援助、妇女就业等服务，在此过程中，也掌握了社区每户家庭和个人基本动态，将民政“托底”服务效能最大化，还有利于预防社区突发问题。
长期的计划管理模式，使我们习惯于政府包办一切的工作方式，忽视社会组织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而公共服务是最好的基层社会治理，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民有所需”，单靠政府一个公共服务“供应商”，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和王家桥社区的“珠联璧合”，正是探索社会治理的积极尝试，满足了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有效化解了基层社会矛盾，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形成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但事实上，一些问题也在制约着“三社联动”的发展。兰树记介绍，由于政府购买服务特别是购买专业的政策尚未出台，导致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无法落地，资金来源单一且十分紧缺。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介绍，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三社联动”相比，昆明的“三社联动”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社会的“保底”作用更加显著，更加注重“雪中送炭”，关注到社会发展中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
向荣认为，在呼吁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投入的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投入，这就对社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同于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做大量的个案管理，需要耗费很多人力成本，昆明的“三社联动”要更加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联动外援，搭建平台，推动他们组织起来，相互支持，来回应他们自我的需求。所以，昆明的“三社联动”更倾向于“发展型社会工作”，与传统的社会不太回应受助群体经济需求不同，将他们所拥有的技能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外，内在文化凝聚力、文化传承也是“三社联动”所关注的重点。（记者李思娴）
新闻助读
“三社联动”是以政府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社工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
“三社联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民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及《云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的实际行动。
编辑：石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