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五朵金花》的创作与拍摄
《五朵金花》电影海报
杨丽坤饰演的金花
□公浦
我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文工团团员、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创作员等职，有幸参与了电演《五朵金花》剧本的创作，见证了这部不朽经典的诞生。
为国庆10周年献礼
1959年3月，我和赵季康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让我们从勐海县立即返回昆明。我俩一到昆明就赶去省委宣传部向袁勃部长报到，他立即通知省文化局局长陆万美、副局长彭华来开会。袁勃说：今年1月，文化部长夏衍视察了各个电影制片厂，发现正在制作的国庆10周年献礼片，都是历史巨片和重大题材，如《林则徐》《聂耳》等，缺乏表现现实生活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就打电话要云南省写一部轻松愉快的献礼片，并具体指定：以大理的水光山色为背景，以白族人的载歌载舞为内容，不要写什么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农、林、牧、副、渔等都作背景表现。袁勃特别郑重地对我们说：“现在已是3月下旬了，时间已非常紧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限你们在一个星期内搞出一个提纲来，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能很快拿出个像样的提纲向夏衍同志汇报，恐怕我们就献不上礼了。”
事情紧急，我想赶紧到大理了解一下生活场景。虽说以前去过大理还有点印象，但最近的情况不太了解。袁勃说：时间来不及了！他知道省滇剧团有几个人刚从大理回来，就让彭华同志带我俩去滇剧团，请他们把大理搜集的材料给我俩讲讲。
最初的十二朵金花
散会后，我和赵季康立即就乘彭华同志的轿车同到滇剧团，找到女编剧席国珍，讲明来意。她当即拿出采访本，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详细介绍大理的情况，讲洱海捞海肥，讲花甸坝畜牧场，讲大炼钢铁找矿石，三个姑娘遇见老熊，在山洞里困了一夜……还谈到修水利和采茶等等。我们听她谈到许多金花：杨金花、赵金花、杜金花……就问：“白族姑娘是不是叫金花的人很多？”她说是。这下触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
同名，制造误会，可编写一个白族小伙子寻找金花的故事，从一次次找错了人，可以展示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的场景，做到夏衍说的“从侧面反映人民公社”的内容，这个构思肯定有喜剧效果。联想到我们在1955年路过大理时，就曾设想以三月街的民族盛会开篇，以三月街的盛会结尾，把三月街这个最具有白族特色的盛会和载歌载舞的场景摄入镜头，作为全剧的序幕和尾声，可以充分表现民族形式和戏剧结构的完整性。我俩为获得这一巧妙的构思而欣喜若狂，越讨论越觉得有戏可挖、有戏可写。
但我们又觉得只有小伙子找金花这一条线索似嫌单调。这时，我想到在勐海劳动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文纲也下放到勐海，与我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月，很谈得来，我曾打算写个音乐家采风的剧本。我把这事说给赵季康，她说：“好哇！我们可以加上个音乐家采风的内容。”又感觉到，只写一个音乐家，没有人与他搭话，不好表现，于是加上个画家，使他俩在小伙子找金花的剧情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为了多方面显示大跃进轰轰烈烈的场景和气氛，我们编排了12朵金花，女主角的名字都叫金花，可男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好呢？我俩一时未能想好，恰巧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树芳在昆开会，我们急不可待，便连夜找到他住的招待所，给他讲了大概构思，并请教白族小伙子——也即是剧中的男主角该叫什么名字好？他说了几个小伙子的名字，其中以“阿鹏”最响亮，这样就把男主角的名字选定了。
这是我们从西双版纳回到昆明第一天完成的工作量，第二天便动手写剧本提纲，一鼓作气把提纲写好，第三天作了些删改补充，就向省委宣传部汇报，提前完成了提纲写作任务。
十二朵金花减为七朵
袁勃看了提纲后说：“不错！故事有点意思，基本上符合要求。不过金花太多，大概有七朵也就可以了。”我们接受意见，把提纲削减，改为《七朵金花》。两天后，袁勃便命彭华率赵季康带着剧本提纲，乘飞机赴京向夏衍部长汇报，并指派我带《七朵金花》提纲下大理采风写剧本。
3月底，大理县文化馆派马泽斌陪同我下乡采访，收集材料。我们到海边渔村找人交谈，乘坐大木船看撒网捕鱼，收大网时欢蹦乱跳的数百斤鱼儿打捞上岸的欢乐场景，都那样令人喜悦。我俩又到喜洲看白族的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和“走马转角楼”，还到邓川养奶牛人家采访。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赵季康的电报，说提纲已经通过，叫我赶快抓紧时间写剧本。我这才回到下关洱海宾馆住下，按照提纲加上新补充的材料，写了十多天，草就了一个《七朵金花》的初稿，虽不太成熟，但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氛。
从七朵金花到五朵金花
1959年4月下旬，在我完成此稿后，又接到赵季康的电话，说夏衍提出，七朵金花也太多了，写五朵就够了，现在她正按五朵金花写剧本。随后赵季康带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摄影师王春泉、美工师卢淦和史维钧以及制片徐明第一次到大理。赵季康告诉我：“剧本已改为《五朵金花》，我写了两遍，用了三天两夜，只吃了两顿饭，写出的剧本，连抄写的力气都没有了，是二姐的儿子帮我清抄的……夏衍同志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给王家乙打电话，把长春厂最强的第六创作组调来，担负这个任务。当时，王家乙他们那个组正在延边拍《金玉姬》，夏部长一声令下，他们停下那边的拍摄，赶到大理来看外景。”
接连几日，都是赵季康带王家乙一行看外景。他们先在苍山洱海走了一圈，又到花甸坝看畜牧场，觉得不太满意。赵季康回来告诉我说：“王家乙说，这不是北大荒吗？”看了蝴蝶泉也很荒凉，只有个水塘，几株光秃秃的树，两三只蝴蝶，很不吸引人。他们在大理四五天后，就飞回北京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家乙导演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金玉姬》停拍了，大理外景也不够理想，再看看剧本又感觉阿鹏和金花的对话太生硬，所以给赵季康说：“现在是4月底了，10月很难拍摄出来。”赵季康看出王家乙导演的为难情绪，也为了改变剧本中生硬的对话，她才把对话写成一首首歌。应该说这一改动对剧本的升华、对电影的音乐性和抒情美，可谓增色提气、锦上添花。当时，我还在大理，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到了5月初，赵季康和导演王家乙等第二次来到大理，做开拍前期工作，赵季康才把夏衍亲自审定，并用红笔作了修改的本子交给我。她说：“这稿基本不动了，但还要在文字上润色一下。”她把在京写的歌词也拿给我，叫我在润色剧本时把歌词插入剧本中。接连几天，她陪王家乙导演第二次去看外景，剧本的最后润饰和修订就由我来做。我对照着看了我写的《七朵金花》，在人物安排和剧情的走向上与《五朵金花》仍基本相似，因为是参照同一个提纲写的，原提纲上就有副社长金花、捞海肥金花、畜牧场金花、拖拉机手金花和探矿金花，这五朵金花依照原提纲没动，只是减掉了一个水利工地的金花和一个采茶的金花。当然在剧情的穿插上有许多变动，使得剧本更加紧凑完美了。我润色的稿本是夏衍部长修改过的本子，只是加了些场景的描写，字数略长了些。我誊写了两份，一份给导演作分镜头本的依据，一份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刊物，并在1959年8月号发表。
重开三月街
《五朵金花》影片的开始和结尾都是大理三月街的群众场面，可此时已近5月下旬，三月街盛会早已过去。为了拍电影，大理州各级领导发动群众，在大理古城北门外组织了一次三月街大会的场景，重新搭彩坊和做生意的铺面、棚子，摆了两条街，动员商贸及农村社员约5000余人，赶集串市，形成三月街的热闹气氛。同时又组织人表演绕三灵、金钱鼓、霸王鞭等节目。
1959年5月30日，电影《五朵金花》终于在大理古城开机拍摄了，场面相当的红火热闹。接着摄制组转移到喜洲沙村，拍摄阿鹏骑马奔来，帮一群乘坐马车的姑娘修车轮的镜头。
《五朵金花》拍摄期间，导演和摄制组都很忙，我和赵季康跟随摄制组看现场拍摄，一个镜头要等候许久，还要反复拍摄多次。在拍摄中，导演按电影艺术的最高标准，边拍边改，尽量发挥了他们的艺术才能和再创造性，拍出来的电影为剧本增色不少。
《五朵金花》曲折面世
1959年国庆节前后，我们正在上海，看到众多的国庆献礼片中没有《五朵金花》。后来才知道是审片遇到了波折——长影厂认为此片政治性太差，人物情操不高；有关部门也认为它对“大跃进”表现得很肤浅，要求增加“大跃进”场面和修水库的劳动场景。因此《五朵金花》没有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出现。直到10月下旬，《五朵金花》在第二次北京送审时才“基本通过”。
10月25日，北京要求长影厂领导立刻进京听取《五朵金花》审查意见，厂长临出发前对导演王家乙说：“你的片子出问题了，把爱情放到了前景，社会主义反倒成了后景，要关掉。”岂料厂长从北京回来后笑眯眯地说：“家乙，你的片子没问题了，听说中央书记处看了，说是好片子。马上可以印制大量拷贝在全国发行。”这真是个戏剧性的变化，原来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作品，现在变成了“好片子”。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亲自调看了《五朵金花》，并且特别夸赞了这部影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电影题材独领风骚，其中尤以《阿诗玛》《五朵金花》最是国内外影迷久看不衰的影片。陈毅元帅每次出国都喜欢带上这些影片，他说：《五朵金花》是“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的“五好”影片。后来，在全国举行由观众评选的20世纪最佳影片，《阿诗玛》《五朵金花》名列前茅。
（采访人：省委党史研究室杨伍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