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传统民居"博物馆" "渔浦星灯"里的六百年往事

乌龙村经历百年岁月的老屋。记者杨艳辉/摄

开篇语

昆明，一座有着3万多年人类生活史、1200多年滇中文化史、124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国古代西南边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现代多民族边疆省份的省会城市，这是一座融合的城，它的血脉里融合着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个性。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老建筑开始消失，或者有了新的样貌。但事实上，很多昆明人并不知道，昆明依旧有很多古香古色的古村落，在那里，老建筑保存完好，石碑上刻着本地的历史文脉，村民一代又一代传承着自己的历史故事，滇剧、花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种接地气的形态鲜活地存在于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里。从本期开始，“昆明文艺”将为读者揭开这些昆明古村落的面纱。

昆明主城东南，环湖路边，面滇池。

这里，是距离昆明主城区不到30公里的呈贡乌龙村，古称“乌龙浦”。

“山居宛卧龙，海近乃曰浦。”到了72岁这一年，朱侯源脑子里总是会冒出这句话，特别是当他站在坝上的时候。那是一条长约200米的堤坝，下面，就是滇池。这里曾有过的“渔浦星灯”盛景，是老呈贡的八景之一。从这个堤坝开始，朱侯源的村子就这样突然地，没有一点过渡地变成了滇池。在村里垂恩寺的一块石碑上，经过了300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山居宛卧龙，海近乃曰浦”这句话依然痕迹清晰。

朱侯源常常会想，过去的这600多年时光，甚至更为久远的时光里，他的先辈们，或者曾经在乌龙浦居住的人们，是不是也爱同他一样，这样静静地望着滇池。

建筑

昆明传统民居“博物馆”

对于乌龙村，昆明极少有人知道。它就“躲”在环湖东路的一个拐口下面，“乌龙村”的路标就直直树立在路边。

在村子的深处，“藏”着150多幢连片的清代、民国建筑。穿着一身得体西装的朱侯源行走其间，就像是民国教科书里走出的老先生。一双黄色的皮鞋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好听的声响，路边的果树上结满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见了村里人，他即摘下头上的绅士帽，微微一笑，略一躬身。村里也有大娘坐在墙角刺绣，顶着一方“阴丹蓝”的帕子，穿着大襟衣、系着围腰，笑得皱纹深深。“这是一种源自江南水乡的妇女装束，这种装束大约在明代时随着移民来到云南，数百年来保持着基本式样，但又吸纳了周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服饰。”呈贡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李志敏介绍。

这个村落就是昆明的一个民居博物馆：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村内双面坡土木、砖木结构的传统式样建筑共计637幢，占去了村内建筑总数的45%，占总占地面积的55%。这里大量昆明传统的“一颗印”建筑中，有的以联排、串联的形式出现，并有半颗印建筑。除了一颗印外，乌龙浦的民居还有“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四马推车”“三合院”“卷山草顶房”等民居结构。生活在滇池边的乌龙人，为了加大防御风雨的力度，屋顶基本采用“硬山顶”，乌龙人也有很好的审美眼光，许多随墙的屋宇式大门都设有雕砖门楣和木雕门罩，精雕细刻的“双凤朝阳”“鹿望金钟”“麒麟献瑞”“犀牛望月”等题刻，表达着乌龙浦人朴实的愿景。而在一户民居的门楣雕砖中，甚至还出现了“金马”“碧鸡”的图案。

历史

延续600余年的农耕渔猎文化

眼下，乌龙村是个安静的村子。在“四退三还”过后，原本的良田已经逐步变为湿地，年轻的劳力不愿坐吃山空，纷纷到嵩明、宜良等地租地搞种植业，村里留下的，大部分是老人与孩子。对于乌龙人来说，种地，是祖祖辈辈们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在乌龙村的农贸市场里，一串串晶莹的葡萄正在等待售卖，售价仅要3块钱一公斤。昆明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这种绿色的老品种葡萄。

浦，在汉语中是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然而这“浦”还有另一层含义，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这“浦”是“堡”的同音异意字，乃因明代初期在云南实行军屯和移民屯田而形成，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由滇池水浇灌的这片肥沃土地，曾经是昆明的鱼米之乡。这里种出的黄豆、豌豆、稻米，粒粒饱满。乌龙人的石磨没有停歇的时候，磨出黄豆汁用来制作豆腐、磨出豌豆粉用来做豌豆粉，也用石磨磨米粉，做成类似豌豆糕的米糕。等农忙过去，村里人就要请戏班子来搭台唱花灯。

这里也是东西岸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易的码头。乌龙处于滇池岸边一个凹进去的海湾边上，卧龙山为村子挡住了滇池水面吹来的风。清代和民国时期，白天乘船而来的商贩就在这里上岸，晚上，停靠在港口的船只开始生火做饭，点亮船头的马灯。入夜，渔船灯火与天空星月交相辉映，是为“渔浦星灯”。

当朱侯源站在村东头那股流入滇池的河道边上，悠悠而过的时光似又突然奔涌而来，沧海桑田间，却是曾经那个热闹的渔村：“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小河。周边村庄的人坐了小船，十来米长，两三米宽，晃晃悠悠从大观楼来这里售卖食货。然后买了乌龙人从滇池打上来的鱼回去。”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那时候我也会随着家里的大人坐船去昆明贩卖一些副食品，走上一个多钟头到呈贡火车站，背着一篓子的腌鱼、咸菜。有时候天色太晚，就到塘子巷附近找一家旅舍投宿。一连三四天，货物卖尽才回家。”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乌龙浦的象兔山就已经有人类居住。1958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环滇池调查时，就在乌龙浦后山关山（即象兔山）东坡发现了贝丘遗址，到1973年，呈贡县文化馆又在这里发现了有肩石斧、夹砂红陶等新石器晚期的典型器物以及猪、牛等动物骨骼。而依据史料记载，乌龙浦区域内，曾居住过“乌蛮”三十七部的部众。

人文

世代延续的“耕读传家”

一把生锈的锁挂在净乐庵的两扇木门上。透过门缝，隐约可见一尊神像。

从抗战时期开始，这个宗教场所曾经做过一拨又一拨孩子的学堂。抗日战争时期，呈贡聚集了一批国内一流的科研单位和人才，也聚集着众多文化名人，成为战时昆明地区的三个文化中心之一。在此期间，中法合办的友仁难童学校于1938至1942年设在乌龙浦垂恩寺、净乐庵，昆华女中、昆华工校也曾借助于新寺等寺庙重新办学，由此，乌龙浦成为抗战时期的呈贡文化中心组成部分。

友仁难童学校是以收容和教育难童为目的的一所慈善学校，在这里，当时收容了150名难童。在教职员中，知名度较高的有校长孙福熙、沈从文、张兆和等。在乌龙浦的日子里，他们就住在杨家宅院，一个有四个小天井的院落，朱侯源也曾在净乐庵上过学，“一进寺门，看见的首先是韦陀像、观音像，很高。学堂在后面，每次上学要从佛像下低头走过。村里上学的人不多，就两个班，一年级到三年级是一个班，老师就教算术、国文。每周上两回体育课，老师会带着我们到山上的一块场子跑圈、做操，从那里可以望见一大面滇池。”后来，寺庙香火逐渐稀少了下去，直到一把钢铁大锁锁住了庙宇。

尽管是一个农村，但乌龙人世代注重教育，“耕读传家”是一个村的共识。明清时候，乌龙浦没有学校，但村中子弟可到可乐或斗南的社学读书，然后选拔入设于呈贡县的义学和文庙，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子弟在读书上有所建树的乌龙人分别于清嘉庆和光绪年间修建两所魁阁。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书绅的乌龙浦人成为县学“增生”，他的弟弟张书甲入武痒、弟弟张书图同治九年中了庚午科武举。

如今，逐渐富起来的乌龙村人依旧没有放下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送孩子到十公里外的呈贡县区学钢琴、去新开起来的商业中心学溜冰，给他们请大学生家教……

值得关注的是，眼下乌龙村大批历史建筑已经陈旧残损，处于闲置状态，亟待修缮。此外，随着村民不断外迁，对于古村落的日常生活状态、民间民俗文化、“非遗”保护与传承存在着不利影响。如何才能让这个古村落继续“活”下去，成了摆在乌龙村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昆明日报 记者李双双 实习生赵泉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