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为开放却无防范成云南艾滋病防治最大挑战

　　检测咨询

　　场所干预

　　从2004年成立，云南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做了不少努力，也遇到不小挑战。他们觉得，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即便今天的国人性观念开放了许多，但谈到与伴侣之间性生活使用安全套这个问题时，并未有多少改变，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使得性行为中的自我防护，成为艾滋病干预工作的一项最大挑战。

　　 不安全性行为

　　阿明（化名）是我见过的第二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对这个病情的了解，我们见面时显得很自然。双方握手自我介绍后，才谈起了他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心路历程。

　　11月28日晚上，在金马坊后面的云南平行工作室（一个公益性非政府组织）里，见到了阿明。他是男同性恋者，因一次不安全的性行为，于2009年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已经年过30的阿明从来没有想到，5年前自己会被艾滋病病毒选中，成为感染者。接下来的5年，他虽然心态平和，但也从不敢在为大学生做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时，透露自己是感染者的事实。

　　“我怕自己承担不起暴露自己的后果。”阿明说，就连他的家人也是前不久才知道的。

　　2003年，尚未大学毕业的阿明因为濮存昕的一则关注艾滋病人的公益广告，开始关注艾滋病人这个群体。

　　起初，他只是做最基础的设计宣传工作，后来才更深入到这个群体。

　　阿明大约在服务了80多个小时后，才正式成为志愿者。之后，他才可以申请接触感染者。“2003年，由于政策等原因，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能用药。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教授当时有个项目，可以为300个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但是筛查非常严格，不能是吸毒感染者，也不能是性工作者。”阿明接触的这个人，因为和配偶都是感染者，才幸运入选了治疗组。

　　虽说药物供给不稳定，但在阿明看来已经是非常幸运了。2009年，他的一个朋友感染艾滋病病毒，阿明还没来得及去看望一下，朋友就去世了。“早年艾滋病治疗不是免费，不是每个人都能治疗得起，常常是发病进医院，没多久人就去了。”

　　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阿明一直很注意自我保护。不幸的是，2009年一次不安全的性行为让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也曾沮丧过自己的大意，更多的是平静接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这种状况下怎么还能不抱怨？”阿明说，也许是前面6年他一直在为这个群体服务，知道这个病没有想象中可怕，更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此之前，阿明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培训时就要模拟自己是感染者。当时培训的人就问他，有什么感受？“那时，我就说没有感受。”阿明说，这种培训他后来也跟大学生做过这个角色扮演，有些学生会陷入这个角色，伤心地哭一场。“其实社会各方面的歧视都有，但是你要问我有什么心路历程，真的还没有。”

　　云南平行工作室负责人小雅说，反艾滋病歧视做了那么多年，但是前几天她问一些学生，如果你舍友得了艾滋病，你会愿意继续和他（她）住在一起吗？他们都说不愿意。“今天去了另一个机构，他们还在说有个大学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现在学校正在劝退。其实，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就那么几种，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恐惧。”

　　小雅说，其实这个男生当时向学校说出自己被感染的信息，是希望学校可以给减免一些学费，没想到会被学校劝退，还好这种情况不会记录在档案里面。“如果被强制劝退，就准备支持他跟学校打一场官司。”

　　 时常被拒绝

　　小江负责的县区疾控中心小组成员也就30多个人，可一年要对4000多人进行服务。这种服务，还要讲频率，根据人群的流动性，有的人群每月需要服务1次，有的是每季度服务1次，因此每年服务的人次数远远超过4000人次。

　　如果不是因为艾滋病病毒的关系，这10年来，小江在基层单位的工作估计就是朝九晚五型。

　　2004年10月，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第二年，小江从医学院校毕业后分到昆明市一个基层单位的疾控中心工作。同时，他被要求进入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中一个分队工作。

　　小江最先干预的人群是娱乐场所高危人群，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掌握辖区内有多少娱乐场所和这些娱乐场所的地理分布。

　　初入社会的小江进入到工作队后，才发现工作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不是发发宣传资料那么简单。首先，你得学会跟经营者沟通，说明自己的来意，自己去观察和感知这个场所的基本情况。然后，要询问经营者能否在这里做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活动和抽血检测。

　　“有时候，就算接触到目标人群，也是很有挫败感的。”小江说，如果要想了解对方多性伴的风险行为基本上是问不出来的，对方也不会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只有被拒绝的份儿。目标人群这时也不会信任我们，和他们做培训，说的不是人家感兴趣的东西，很难建立联系。”

　　最终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时间。最让小江苦恼的是，因为娱乐场所高危人群大部分都是在晚上出现，他除了白天工作外，夜晚还得出去工作。“对感染者和病人，我们采取随访责任人负责制，做到每个感染者和病人都有人负责。有时候为找到一个感染者，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查询，有时走很多程序都不一定找得到。除了这些，还涉及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小赵也是干预队的一员。她说，她的男同事去娱乐场所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时，被朋友误以为出入这些场所。妻子知道后，吵着要离婚。而负责接触吸毒人员的队员，则还要面临家人担心会染上毒瘾的问题。

　　这种艰难的局面，差不多持续了近两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