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之路，还需继续“除冰”
去年，叶雅（化名）的病情忽然恶化。老公带她走遍全国各大医院，除了换肾别无他法。如今，她每周要做两次血液透析，仍在苦等肾源。
类似的患者，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有很多。在等不到肝源的情况下，患者李刚（化名）主动向医院提出申请，自愿将身后有用的器官捐出。
这里，有着各种揪心和无奈。“很残酷。一个生命逝去，才能换回我的新生。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叶雅说。
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刑犯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渠道。另一个现实是，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仍然较低。全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例。凡是有资格的医院，患者都排成了长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开始持一个接纳的态度，很不容易。然而，目前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些瓶颈。”作为中国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ICU主任李超如此说。
中国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ICU主任李超。
活体器官移植，“我并不赞同”
2006年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器官移植工作。李超感受最深刻的，是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家属救治亲人的急切。他接触的一部分患者，就是活体器官移植。
“很多是妻子给丈夫、父母给孩子捐献器官。一个健康人走上手术台，献出一半的肝脏或肾脏，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但他们术后醒来第一句话都是‘成没成’？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李超说起一个案例，父亲给孩子捐肝。术后第二天，刚醒来的父亲拼命起身去看孩子，李超告诉他手术很成功，他依然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去看。
而另一个案例，手术失败了。“妻子给丈夫同时捐献了肝脏和肾脏，但最后器官没有成活。当时所有的家属都在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后来，家属主动找我们商量，要瞒着妻子。但这种事，能瞒得了多久呢……”
每一次活体移植，无论成功与否，都有故事。长期接触患者下来，李超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并不赞同活体器官捐献。我觉得，这对于伦理要求来说是不吻合的。一个健康人做出重大牺牲去挽救一个不健康的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几种：一是他维系了自己的健康，也达到了救人的目的，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第二种就是他的健康没能维系，病人也没有救下来，这是最坏的结果。事情会往哪方面走，没人知道。”
第一次OPO手术后，放下了忐忑
2008年，中国开始着手建立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这一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派李超和副院长冉江华到美国学习。
因机缘巧合，他们加入了建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工作中，专门负责研究先进经验，撰写可行性报告，并参与拟定草案。这也是李超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有关器官捐献的工作。
“其实当时我们出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但还要写一份关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可行性报告送往国家卫生部。”这个任务一度让李超很纠结，“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不多，而我的专业是重症医学，器官捐献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是妻子的一个越洋电话，让李超豁然开朗，“你现在的专业只是在救一小部分人，如果你参与了国家层面的工作，你就能救更多的人。”
在美国半年，李超把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器官捐献工作上面。而回国后，一个患者的故事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2012年，12岁的普洱男孩李天军患脑部肿瘤，虽积极抢救仍无力回天。在孩子病情危急的时刻，素不相识的人们纷纷伸出援手。而在孩子去世后，家属主动申请自愿无偿器官捐献。两个肾脏、两个角膜，经卫生部网络分配到北京309医院，成功挽救两个患儿的生命，使两个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OPO手术。在此之前，我无数次预想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真正亲历了整个过程，这些忐忑都放下了。其实，大部分人对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是支持的。”李超说。
如何利用无资质医院的器官资源？
2013年，中国规范了器官获取组织，也就是规定了什么人才能捐献器官，由什么人、什么组织或机构来做获取工作。
“西方国家像美国、西班牙都有自己的获取组织。由这个组织来组织整个捐献过程，移植中心的医生是不允许参加的，避免某种程度的功利性质。《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也规定中国的所有器官捐献工作必须由这个组织来完成，和国外是一模一样的。”李超说。
2014年12月3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成立，第一届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
仅在2014年一年内，全国完成的器官捐献就达到1698例，而2010年到2013年之间总共才完成了1400多例。与此同时，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而2015年1月到3月，器官捐献数量达到了2014年同期的两倍。
虽然成果可喜，但目前仍有一些制约的因素。“比如，没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每年会浪费很多可移植器官资源，因为无法很好地开展相关工作。而有捐献意愿的患者或家属，由于没有一条畅通的渠道，达不成捐献愿望。”李超说。
如何让所有器官捐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李超还特意提到了一件事。他发现，中央电视台从今年4月份开始关注器官捐献的正面报道。“央视报道了脑死亡的器官捐献，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脑死亡立法，这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推动。我个人觉得，中国离脑死亡立法不会太远了。”
器官捐献“中国标准”
2010年和2011年，中国两次颁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并把中国捐献人群分为三类：
1 脑死亡器官捐献。和国外标准一样，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永久性丧失。
2 心死亡器官捐献。就是心脏停止跳动后，其他器官经过评估还可以用于捐献。
3 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在病人脑死亡的情况下，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家属，病人已经无法挽救。家属自愿放弃治疗后，病人心脏自然停跳。试点经验表明，合理采用脑心双死亡捐献器官，临床疗效与脑死亡捐献效果相同。
●中国现在执行的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就是“脑心双死亡”。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脑死亡立法，这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原因。将国际上的“脑死亡”和传统的“心死亡”概念有机结合，并结合国情积极推动开展“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一大亮点，也得到了国际认可。
WHO认为，中国的这三种分类标准，是对全世界的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的一个贡献。
云南信息报 汤兴萍 李婷 吴文耀 高卓鹏 郭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