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令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效率与公平

    在很多财产、交易纠纷及案件中，都需要赴金融机构调查取证。一般来说，这些调查取证由代理律师提请，但涉事的金融机构往往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而拒绝配合。

    律师为取得调查取证的机会，不得不周转于法院、公安和金融机构，无限拉长了取证的时间周期。甚至还要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才能获取各种法律文书、资料及与被调查取证方对话的空间。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这等于无限提高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增加了法院审理的时间成本。在金融机构取证难，已成为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痛点。

    事实上，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各种取证难的问题。各个单位和机构都有自己的流程和办法，这就导致取证周期过长。金融机构则会以“涉及隐私”这一“正当”理由直接将律师挡在门外。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自认是照章办事。他们当然也有他们担心的理由：如何相信一个律师或一个个体有权调取相关资料信息，如何确信取证的人仅仅只是将信息放在适用的范围内，如果处理不当，谁来负责。

    这种种也说明，我们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关于正当取证的界限和范围很不明确，或者即使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总有不确定的地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通过正常程序取证要碰壁的地方仍然太多。

    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官方的、法律层面上的授权，而且代理人也需要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他们提供帮助。五华区法院试行《关于实施民事诉讼调查令的规定（试行）》（以下称《规定》）显然是针对取证难痛点的点穴，而且也见了成效。半年时间，调查令发出40张，全部得到了被调查人的配合，帮律师取证成功。

    之所以调查令能如此立竿见影，是因为调查令来自法院授权。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设立了调查令的权限、范围及有效期限，在最大程度降低了调查令使用的风险。而调查令本身不是单单的行政手段，《民事诉讼法》、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是支持其执行的重要法律依据。

    此外，取证难还体现在，被取证方往往对案件一无所知，因此对前来取证的律师没有信任感。有了法院调查令的支持，被取证方就卸去了可能的责任与麻烦。既然相当于免责，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推三阻四。

    我们也必须注意，只有法院有权力签发这份调查令，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信息和权力监督调查令的执行。律师拥有了调查令，也不等于就可以任性。在设计调查令时，法院充分考虑了申请调查令的主体身份、责任和义务，调查令也设立了一旦违规操作应担负的责任。

    这样，无论是代理人，还是被取证方，都被制度绑定。拒绝执行调查令的，代理人反馈后，法院就可以去执行取证；而调查令滥用的，法院也有明确的责任追索。因此调查令能在一个良性的操作环境下进行，使得多方受益。调查令显示法院严谨的制度设计能力，也让我们明白一个有细节的、可操作的制度是才好的制度设计，一个好的制度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加体现效率、公平与正义。（都市时报 梁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