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退休历史教师李德仁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李德仁 ■ 都市时报记者 文若愚

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钱穆隐居于宜良岩泉寺写出了《国史大纲》，此书出版之后， 即被列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社会对此书的评价颇高，指出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情。

抗战时期的云南，是什么样的环境，让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一书？

讲授中国通史

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顾颉刚因读《先秦诸子系年》，认为钱穆学问不宜久居中学，而应去大学任教。1930年顾颉刚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向钱穆先生发出邀请。钱穆接受邀请，于同年来到燕京大学任教。

1931年，钱穆接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随即到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定“中国通史”为必修课。但当时并无统一教材，并且同一所大学的通史课程也由多位教师授课。“有人主讲上古史、有人主讲中古史、有人主讲明清史，但又存在各朝代之衔接不起来的问题，造成‘通史不通’。最后，北大决定让此前主讲秦汉史的钱穆一个人讲中国通史。”李德仁说。

虽然中国通史仅仅是北大文学院新生所修，但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有时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

钱穆在北大期间，也兼任清华、燕京、北师大教授，他教授中国通史的讲稿也成为写作《国史大纲》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校南迁。由于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舍不足，因此联大的文学院便暂时设在了当时云南省的第二大城市蒙自。当时，无论师生都因为形势影响，人心涣散，无法安心读书。

在宜良岩泉寺写作《国史大纲》

此时，文学院的同事陈梦家，便在劝说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一开始，钱穆还有所顾虑，毕竟，通史写作非常繁难，要求很高，而且因为流亡不定，相关可供查阅的资料又十分缺少，他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按《廿二史札记》的体裁，以笔记的形式，按各个专题来写。

但陈梦家的着眼点与钱穆很不一样，他对钱穆说，如此，则此书仅仅对研习历史的学生有用，而不能对全国的青年有用，为了时代的需要，您应该先写一部教科书，让全国广大的青年受益。钱穆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要再思量考虑一下。

又过了两天，陈梦家又敦促钱穆，此时的钱穆仍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总觉得，如果能平安返回北京，再做这件事，可能会更加稳妥。陈梦家又是一番极力劝说，现在这种情况，书籍缺乏，却正是写一部简明通史的大好时机。如果在抗战胜利后再写，届时钱先生未必有精力和心思写这部书了。在陈家梦的推动下，钱穆终于改变初衷，答应一试。他取出一路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带来的中国通史的讲授随笔，准备开始写作。

然而，在钱穆已经决意写作《国史大纲》时，文学院又要搬迁到昆明。但因“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因此，在宜良县长的介绍下，钱穆去到了宜良北山的岩泉寺，静心写作史书。

“当时钱穆3天在寺庙写书，3天又搭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到昆明教书。当时讲课的地点在西站旁边昆华农校主楼的大教室里，由于西南联大允许旁听，因此来听钱穆讲课的人员多到教室里都站不下，要站到外面才行。”李德仁说。

钱穆在岩泉寺生活期间，一位方丈常驻寺中，另有一女佣负责做饭。环境十分清静。钱穆只在每天早、晚，离开寺庙或上山或下山散步，其余时间都在小楼上写《国史大纲》，夜里则看《清史稿》数卷。

星期四上午，则应昆明各报馆之约，准备好下周将刊发的论文，提早吃过午餐之后，步行8华里到火车站，乘火车到昆明，星期天早上则返回宜良。

这一个幽静之地，陈寅恪曾来拜访，住了一夜后就说，如此寂静之地，若我一人独住，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却耐得寂寞，谢绝了众多演讲的邀请，潜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