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昆明：离乱时世中，文人最爱的“桃花源”

  昆明街头（1944年）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两者竟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抗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七七事变后，我国河山相继沦陷，人民沦为鱼肉，文化遭遇劫掠，侵略者妄图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为保 “文脉”，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大学大规模内迁，文人也走上“长征”路。于是，在抗战大后方西南便出现了弦歌不绝的文化繁荣景象。边城昆明，似乎成了中国离乱时世中的一个风虎云龙际会之地。

    钱穆、沈从文、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严济慈……一大批知识分子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环境中，在背景离乡的战火中，他们在云南人民的支持下，用另一种方式抗争，发展壮大“中华之文脉”，划出一道又一道灿烂的轨迹。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从这些大师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家国情怀、是学术专注，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毅坚卓的精神。

    70年后，当我们走近他们，重拾那些逝去的光阴，扪心自问：大师们的精神如何得以继承弘扬？艰苦离乱中，他们如何取得那些辉煌的成绩？我们真的探究清楚了吗？

    追忆似水年华，应叫青史有专篇，应叫篇章照后人。

    上世纪40年代的碧鸡坊。

  汪曾祺和沈从文合影。他们都曾在多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怀念过在昆明的岁月

  1938年8月，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流金岁月

    烽火连天，大学大规模内迁

    1937年11月，在南京到遥远西南的山道上，一群师生赶着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良种实验家畜，艰难赶路。来不及去管远处的枪炮声和四处弥漫的硝烟。他们是中央大学南京三牌楼农学院的师生。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这些师生赶着牛羊，终于到达了重庆。校长罗家伦与他们相拥而泣，像是“乱后骨肉重逢”。

    七七事变后, 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国土相继沦陷。一时间烽火连天起，家园离散，“莽歌泣菊牙，凤凰悲桐芳”。

    日寇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地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妄图摧毁中国的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

    为了保存“文脉”，也为日后重建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而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最终，为了保全民族根基，知识分子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人长征”，栉风沐雨，翻山越岭，向西，向西！

    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及家属带着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难以计数。

     文人长征，昆明成了“桃花源”

    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从此，边城昆明，似乎成了中国离乱时世中的一个“桃花源”，引群贤会聚，若星汉灿烂。当年交通极其不便，从北京、上海等地到昆明，要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绕道香港、越南，然而时事所迫，数年间，仍有众多的名人名家聚集这里：刘文典、金岳霖、梁思成、吴晗、沈从文……

    文学家施蛰存曾多次提到云南大学贡院挂的一副门联：“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表现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

    冰心也很喜欢昆明，称昆明是彩云之南的“北平”——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满城的鲜花，“闲散而脉脉温情”。

    这些俊彦之士来到昆明，和云南人民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沈从文、汪曾祺都曾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怀念过在昆明的岁月。

    汪先生对昆明最难忘的记忆，就是饮食美味、花草树木、风土民俗以及联大的教授和同学。那时联大师生们常常活跃在现在的文化巷、文林街一带。汪先生说：“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文林街上）里写的，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他还在《昆明的雨》里写过一个动人的画面：“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战火纷飞中，知识分子们怡然自得、苦中作乐，本身就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反抗和不屈，为后世留下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