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着力破解“三大难”保障律师权利

    今年9月，最高检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专门出台一个规定集中明确律师权利，这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有助于系统、全面地解决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仅隔数月，昆明就出台了“地方版”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昆明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高度重视，堪称昆明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昆明市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制定实施，目的就是为了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加强律师工作是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措施。”昆明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婉秋说。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把保障律师执业作为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提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能力的重要工作，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门户网站上搭建了律师联络平台，接受律师的查询、预约，并在检察院内配备硬件设施，实现律师电子阅卷、拍照复制的便捷化，“一站式”服务方便律师到检察机关进行执业活动。

    但事实上，律师的部分执业权利并未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特别是“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一度是阻碍律师行使执业权利的主要问题，被业界称作“三大难”。

    提起“三大难”，从业十多年的耿国平感受颇深。“以‘取证难’为例，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律师的基本执法权利，律师办案，完全以证据说话。可在实践中，律师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到一些政府部门调查取证，经常遭遇重重阻力，有的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这就弱化了当事人举证的能力。”

    耿国平谈到，很多律师都怕接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见难”，因为在侦查阶段很难提前介入。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批准不说，好不容易到了看守所，却只能隔着玻璃用电话交谈，旁边还有看守所人员看着，有的当事人比较介意，有些话可能就不愿意说，这也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不尊重。

    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曾经代理的一个案件，当他向检察机关提出阅卷申请时，一位检察官却以“自己还没看”的理由拒绝了，这让他哭笑不得。耿国平说，熬到了开庭，有的律师被法官限制少发言，甚至还有被法官赶出法庭的情况。

     救济和责任追究受关注

    记者注意到，《细则》第三条就明确规定了律师依法享受的执业权利：1、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的权利；2、申请回避、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权利；3、对诉讼等案件流程知情的权利；4、在执业活动中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细则》中首先强调，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阻挠。”西山区法院新闻发言人李文华介绍，今后，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看守所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等方面要求，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律师的阅卷权也得到保障，《细则》明确了律师的阅卷范围和复制案卷方式，相比以前的拍照复制案卷的单一形式，今后律师可通过复印、拍照、扫描、刻录、电子设备拷贝等多种方式复制诉讼案卷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细则》中，将权利救济作为律师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它明确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损害等情形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还可以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律师人身权利。”李文华说，若办案机关和工作人员妨碍、侵害了律师执业权利，律师可依法向该办案机关或上一级机关投诉，申请维护执业权利。

    《细则》规定了办案机关要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处理律师投诉，对投诉要在1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调查，被投诉的机关和工作人员会被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耿国平告诉记者，自己最关注的也是《细则》中关于救济及责任追究的部分。“没有救济的权利是空的。”耿国平说，“规定了权利，而不明确责任追究，权利怎样得到保护？现行法律中，条件性的权利和手段性的权利规定得比较多，救济性权利没有细化，造成前面两种权利得不到保障时，律师投诉无门，无从救济。”

    李文华认为，《细则》的出台将对律师执业环境、执业信心、执业活动起到积极推进作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城市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律师执业环境的优化将让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构建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础上，共同寻求公正司法，促进法治昆明建设。

    《细则》的出台无疑为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置下了“双重保险”。

     建议增设律师在场权

    《细则》的出台在保障执业律师权利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耿国平建议，增设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律师在场权最大程度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防止冤假错案，促使触犯刑律者认罪服法；对办案机关与人员而言，律师在场不是给他们“挑刺”，而是推动公检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水平，不能靠嫌疑人的口供交代去找证据，个别甚至不惜刑讯或诱供获取证据。

    来自市司法局律师处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271家、执业律师超过4000人。耿国平认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不仅是这4000多名律师的权利，说到底，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原告，或者站在被告席上。试想，如果作为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律师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又从何谈起？而随着“民告官”案件的不断增多，保障律师权利，也是保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权利。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作为法律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员，律师的介入有利于群体性事件顺利解决。

    新规的出台破解了实践中的诸多司法顽症，打造良性司法生态的指向清晰而明确。“要想让律师真正发挥作用，仅靠律师自身或律协、司法行政部门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公检法机关必须给予积极配合、支持和保障。”耿国平直言。（昆明日报 记者李思娴 蔡靖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