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好笼子,勒紧心中“紧箍咒”

16.10.2014  11:10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

  最近,听到不少领导干部说,自己在摇号买车。细问之下,原来随着公车改革持续发力,公车私用受到严格禁止,买车既是现实需求,也是价值回归。社会风尚往往是政治生态的表情,领导干部摇号买车这一细微变化,照见的正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制度对干部行止的规范、思想的触动。

  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又何止于公车改革这一个领域?从中央层面不断出台各类规章制度,到细大不捐先后制定19项禁令,可以说,反对“四风”的过程,也是构建制度体系的过程;作风好转的过程,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后活动时期”的到来,没有什么比制度的力量,更能维持改作风的成效,更能提振人们对改作风的信心。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移民澳洲,由于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对此,英国政府改变了支付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的人数付费。制度导向的转变,使船主自觉关心移民生存,平均死亡率直线下降。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制度是禁止更是引导,是约束更是激励。制度文明绝不仅仅是“禁令”的文明,而是改变行为方式、形塑社会风气的文明,正如教育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激发出的社会新风。

  刚性的制度约束所到之处,既是对作风的激浊扬清,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再造。公车私用被明令禁止,何尝不是在提倡清简的社会化出行?月饼腐败被精准打击,何尝不是在回归传统节日本义?公款吃喝被捆住手脚,何尝不是在塑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价值理念?很多时候,制度的生效过程,是从禁止开始、因习惯定型,最终变成自觉选择、价值规范。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接受,从行有所止内化为心有所畏,从“不敢腐”升华为“不愿腐”,是对作风的改进、对价值的张扬、对自我的保护,更是“制度治党”最坚固的基石。

  对领导干部而言,对待制度约束不能停留于被动遵守,更应从价值上树立制度认同。现实中,一些地方规章制度数量不可谓不多、逻辑不可谓不严,但却成为不能落实的“制度装潢”。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党员干部的“”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管理工具”,自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纸面文章”,热衷于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可以说,扎好外在的笼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需要勒紧内心的“紧箍咒”,如果缺少价值认同,制度约束再严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变,从根本上源于各项具体制度的改变。比如,市场经济各项制度的确立,让创新的热潮涌动;政务公开种种规定的形成,让参与的热情高涨。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价值观、权力观、是非观正本清源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形成行为习惯、重塑价值观念的过程。我们党要获得强大的战斗力、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把思想的柔性和制度的刚性结合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所言,“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回顾90多年风云激荡,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一个政党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也体现在制度建设上。而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才能缔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打拼出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本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