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落马副市长忏悔书曝光，附云南落马官员忏悔书写作指南
“但是没有假如”“残酷的现实每天都真实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多少次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就像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一般。”李喜在忏悔书中写道。
9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题为《人生之路从“勤”到“纵” 命运轨迹由“喜”转“悲”——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案件警示录》的文章，文中曝光了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的悔过书。
那么，从滇池渔村走出来的干部李喜，是如何从主政一方到阶下囚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简历：李喜，男，汉族，1962年12月生，云南昆明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副书记、镇长，官渡区委常委，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昆明市政府副市长，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处理结果：2015年7月，李喜被开除党籍;2015年8月，李喜被开除公职。2015年12月，法院公开审理李喜受贿一案，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其未上诉
犯罪事实：李喜在担任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镇长、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和昆明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亲属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827余万元、美元13.2万元、欧元3万元和价值33万元的钻石、价值27.66万元的黄金。
李喜如何从主政一方到阶下囚
滇池渔村出来的渔家少年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没有各级组织的哺育和培养，我今天仍然还是滇池渔村的农民。”李喜，一个祖上世代靠打渔种田谋生的农家少年，因大学、中专招考跃出“农门”走出渔村，踏上人生坦途。
他曾经是勤奋努力的，能干事、会办事、能干成事的能力，在基层工作的长期历练中得到了展示。在组织培养下，李喜逐渐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云南省安宁市党政一把手，后又被重用为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随着职务的升迁，他却放松了学习，不注重党性修养和锤炼，任由思想意识发生蜕变。
李喜平时接触到的不少老板过着奢靡的生活。“坐豪车、穿名牌、上酒楼，大把花钱，花天酒地……”是这些老板们留给李喜的印象。这对李喜产生了很大冲击，让他萌发了“要过上好日子”的念头。于是，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开始扭曲，一方面要住上豪宅、开上好车、穿名牌服装、喝名贵佳酿，另一方面担心离开领导岗位后再无“捞钱”机会，贪腐的大门由此在他心中悄然打开……
在担任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镇长、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和昆明市副市长期间，李喜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亲属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827余万元、美元13.2万元、欧元3万元和价值33万元的钻石、价值27.66万元的黄金。
从80万到1800万
据李喜回忆，刚来到安宁工作的时候，面对他人奉上的不义之财，他还是很谨慎的。祸患常积于忽微，小节不守，终累大德。随着收受不义之财次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李喜的心态也从忐忑不安渐渐变成心安理得。“2004年，因我在某工程项目中给予某老板帮助后，该老板为了感谢我，一次性送给我80万元现金，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但最终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就收下了。”据李喜回忆，至此，他的廉政防线全面崩溃。
“收下这笔钱后，自己知道是严重违法的，着实紧张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心里开始坦然了起来。”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于是有人送1万、2万元，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收下了，有人送10万、20万元，我也只是客气一下之后也就‘笑纳’了。2006年，某老板一次性送给我500万元，2011年某老板一次性送给我300万元……”李喜从不敢贪走向敢贪，甚至发展为明目张胆地索要。
李喜利用手中权力损公肥私，视廉洁从政的相关纪律和规定如一纸空文——他曾利用职权帮助私企老板唐某获得项目开发权，并协调减免了50%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从而得到500万元“感谢费”;他曾安排下属陪同到山东探望病人，开支6万多元，以接待费的名义由其下属在分管的部门财务报销……
从2003年到安宁任职至2014年案发，十多年间，李喜先后直接或间接收受21名私企老板所送钱物价值1800余万元。当他接受组织调查，逐一回忆梳理所收受的那一笔笔财物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贪婪，竟对纪法如此麻木，以至于都不敢面对。
钱不是自己亲自收的，就不容易被发现，有这种掩耳盗铃想法的人正是李喜。他不仅利用手中权力为家人牟利，甚至纵容亲属参与受贿敛财，他则在幕后进行着实际操控。通过安排亲属入股、代收贿赂等方式，让亲属在请托人的公司工作，领取工资;同时为亲属招揽工程，让他们在工程项目中谋取非法利益，自己则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间接收受贿赂1000万余元。此外，李喜还安排自己的驾驶员何某代收并保管贿赂40万余元。对纪法缺乏敬畏之心、治家不严，最终使全家都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不信马列信鬼神 烧香求签寻保护
据李喜回忆，他也曾想把不义之财退回去，却又侥幸地认为送财物者不会讲，时间长了就没事。但当有人真的“出事”后，他就慌了神儿。“2014年初安宁市某些政府官员被查处，我十分害怕，担心牵涉到我什么问题。为保险起见，我找到送过钱给我的多个老板，将钱退还给他们，试图逃避法律对我的制裁，并叮嘱他们统一对纪委、检察机关的说辞。”
李喜在忏悔书中提到，得知当初送自己80万元贿款的地产商老板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后，他焦急万分寝食难安，但随后又开始“自我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侥幸心理又一次占据了上风。”在忏悔书中，李喜将自己当时的心态形容为“焦虑与幻想共存”“度日如年”。
在意识到自己拿了不该拿的钱有可能会“出事”之后，李喜忧心忡忡心神不宁，度过无数不眠之夜。他变得非常迷信，遇事总是要找“风水大师”或是求神拜佛。当听到算命“大师”说他会有大灾时吓坏了，急忙寻求破解之道，并听信了算命“大师”的“指点”，重新挑选了一个“吉祥”的手机号码。
2014年的一天，李喜家里飞进来一只喜鹊。家人发现这只喜鹊已经受伤了，忙把喜鹊的伤口包扎好放走，但仍然觉得这件事情不吉利，又请来“大师”卜算吉凶。“大师”测算后说，李喜家进了“不干净”的人，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驱出去，才能保全家平安，否则李喜家人将会遇到灾难。
李喜全家经过仔细排查分析后，认为这个“不干净的人”就是与李喜妻子关系好的一个朋友，她经常来李喜家串门，就认定是她带来了灾祸。于是全家商定由李喜的妻子劝说这位朋友别再来李喜家了。
2014年国庆节，李喜带着全家长途驱车到云南大理鸡足山拜佛。来到山上的寺庙里，李喜虔诚求签，心里默念着请求神仙护佑，保自己无事、保全家平安。
李喜理想信念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然而事实证明，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如果不严以用权、廉洁自律，却败坏纲纪贪赃枉法，就不可能逃脱纪法的严惩，也不会有什么神仙和菩萨来保佑。
直到李喜接受组织调查，他如大梦初醒，“一切侥幸和幻想都破灭了”。
李喜忏悔书
我叫李喜，现年52岁。我祖上世代以打渔、种田谋生。小时候家庭贫困，我吃了不少苦，当时生活的艰辛和无奈，我至今记忆犹新。1979年大学、中专招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终于走出了滇池渔村。1981年我被分配担任农科员，1985年我当上了福海办事处副主任。
在组织的关心下，我先后在官渡区任区政府办副主任、关上镇镇长等职。2001年组织提拔重用我，让我担任安宁市代市长，后来我又被组织提拔为这座工业城市的党政一把手，主政一方。安宁这个舞台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2008年我被组织任命为昆明市副市长，2014担任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回顾人生历程，我能从一个农科员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厅级领导干部，在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组织的心血、汗水和期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没有各级组织的哺育和培养，我今天仍然还是滇池渔村的村民。追思这30年，组织上给予我的太多了，我终身感激不尽。可如今，我却掉进违纪违法的深渊，自毁前程。我追悔莫及，万分痛恨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天?一切都晚了，我痛苦地品尝着自己酿成的苦果，幻想着这一切只不过是个短暂的梦，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每天都真实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随着任职时间的增长、职务的升迁和环境的影响，我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看到周围的老板们坐豪车、穿名牌、上酒楼，大把花钱，过着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诱惑。特别是在我担任安宁市党政一把手后，开始主政一方，一朝大权在握，感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这时候，围着自己转的人多起来了，自己感到风光了，就开始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在工作和生活中，事事讲排场、摆阔气，整天迎来送往，忙于应酬，晕晕乎乎，完全丧失了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立场。
刚到安宁市工作的时候，对于下级和老板送红包、礼品、礼金，我还是很谨慎的。随着收受红包、礼品、礼金的次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我都来者不拒，日复一日如此，便习以为常了。在贪欲的激流里，我已经难以收手和回头。至今，我先后多次共收受了近30个老板钱财上千万元，数额巨大，触目惊心。
十年来，我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深为收受那么多钱财而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也曾想过把这些钱财退还给老板，但又缺乏勇气，缺少担当。自己总认为安宁是个小地方，反腐风暴不一定刮得到，我天真地认为老板不会讲，别人就不会知道，时间长了就没事。
2014年6月，安宁某地产商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我万分紧张，因为我收受的第一笔大额度受贿款80万元就是他送的。我整日寝食难安，焦急万分，但又心存侥幸，还是认为该老板不会供出我来。我也曾经想鼓起勇气投案自首，但我又开始自我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侥幸心理又一次占据了上风。自该老板被检察机关带走后，我是在一种焦虑与幻想共存的情况下度过的，真是度日如年啊!直到我被调查，才如大梦初醒，一切侥幸和幻想都破灭了。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首先是放松学习，没有认真学习掌握党纪党规。长期以来，我靠直观考察办事，凭经验感觉定事，平时材料有人代笔，凡事有人代劳。
其次是宗旨意识淡化，把为人民谋福祉、谋利益代之以服务企业、服务老板，从中大肆收受贿赂。
第三是把持不住自己，在私企老板的阿谀奉承下，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进攻下，我把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当成了“耳边风”，把原则和操守当成摆设。
第四是追求享乐，迷失了自我。贪图安逸，讲究排场，吃吃喝喝，与私企老板拉拉扯扯，公私不分、政企不分，不分界限，没有底线，完全丧失了农民本色，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
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深感内疚，难以面对。我爱人近两年来一直失眠、焦虑，身体很差，养病在家。儿子的右眼去年底患上了一种全球都较为罕见的病症，需要定期不定期到上海某医院进行手术治疗，能否保住视力还难说，目前他们都急需我照管。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身陷自己亲手编织的“笼子”里接受组织调查。
假如当初我没有走向歧途，按照我的正常收入，我家人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全家就能团圆幸福地在一起，不让他们担惊受怕;
假如我没有违纪违法，我就能照顾家人，尽全力、想办法医治好爱人和儿子的疾病，就不至于让他们独自面对难以预料的未来;
假如我没有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我就能在组织给予的岗位上，还能为昆明、为老百姓做点微薄贡献，弥补我对组织的亏欠、对百姓的愧疚……
但是没有假如，只有冷冰冰的现实，现在我一想到我爱人和儿子的现状和今后的生活，心里就一阵凄凉，感到万分痛苦。多少次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就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希望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以我为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对于那些已经犯错误的同志，我以切身经历劝告，千万不要心怀侥幸，甚至目前还在不收手不收敛，最终等来的，必定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十八大以来，云南云南有904名官员落马(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其中，省部级5名，厅局级46名。新闻君梳理了云南几位落马官员的忏悔书，看看他们在忏悔书里都说了些什么。
杨跃国忏悔书
原任职务：：德宏州政协主席
回顾在瑞丽任市委书记的这五年，也是我思想变化最大，出现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最为突出的一段时期。
经过深入查找，认真反思，我深刻认识到我从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蜕变为一名严重违规违纪的腐败分子的原因：
长期忽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由于对理论学习重视不够，抓得不紧，不能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改造主观世界，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滑坡和精神移位问题。思想上背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弃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工作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不断弱化;生活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越来越突出。这是我产生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总根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得不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瑞丽任职时间的推移，思想中考虑“进退留转”“名和利”的时候多了。遇到群众利益与老板们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也往往是指责群众不顾大局，维护老板们利益的时候多，为人民谋利益变成了为企业家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全心全意为企业家服务。
对勤政廉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把勤政廉政工作放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工作上局限在看看资料，听听汇报，会议研究，安排部署的多，检查落实的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多没有落到实处，在执行廉政规定方面我个人更没有率先垂范，当好模范，做好表率。我涉嫌严重违规违纪被立案后，瑞丽市有一批领导干部应声相继倒下，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纪观念淡薄。我虽然是中央党校函授本科专业毕业，实际上并不懂法，虽然也经常讲要依法行政，但对依法行政的实质把握得并不好，虽然也经常讲要严肃执纪执法，但本人遇到时又经常闯红灯。这几年，我收受部分商人的大额现金没有上交组织登记处理已构成违纪，自己私自保存，没有及时退还当事人已构成违法，但我始终却以做不通工作就直接退还会影响感情，影响关系，影响发展为借口，始终没有把它拿到法纪的轨道来处理，结果是害人害己。
我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对德宏特别是瑞丽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形象造成了大的损害，对德宏尤其是瑞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大的影响，对此，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我将自觉承担责任，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李云忠忏悔书
原任职务：：曲靖市委副书记
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
因为贪婪，我无所顾忌地收人钱财，还利用“开茶室”为平台，以“做工程”为借口，千方百计敛财，收受贿赂，拿人好处，疯狂程度，无以复加。六年多的时间里，收受他人钱财达数千万之巨。涉罪之深，令人发指。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走到这一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以权谋私，与他人进行权钱交易。我甚至还买官卖官、公权私用，因为我是领导干部，是市委的组织部长，以后又是副书记，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围着我转，投之以利，索取更大的利益。对我而言，就是种下了祸根。我明知为害不浅，事不可为，却往往心存侥幸，胆大妄为，在罪恶的泥沼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从心之惶惶、忐忑不安，到无所顾忌，坦然相向。从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都来者不拒，受之不愧。
贪婪之心，于我而言，不是简单的见财起意，不是“触景生情”，更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有很深的思想根源，灵魂深处不干净。
一是丧失了党性。长期以来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自我教育，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淡化了理想信念，丢掉了党的宗旨，关键时候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一心一意为自己谋利;不是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私利为己任，与党性、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及共产党员的宗旨背道而驰。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这是我最大的缺失。
二是丧失了廉政意识。我感觉自己不是廉政意识、纪律意识淡化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的问题。也许在我眼里，廉政是警示别人的，纪律是约束别人的，所以我从未把廉洁自律、作风建设、遵纪守法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和交往中依然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屡屡触犯“红线”、冲破“底线”尚不自知，这就造成了我沦落为囚的必然结局。
三是丧失法治意识。我虽然在年轻时有从警经历，但岗位变动后几十年不学法，主观意识中根本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往往以身试法尚不自觉，经常错误地认为自己能钻法律的空子，骨子里对法律是大意无视的，以我这种认识，注定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四是丧失了做人的公德。丧失公德就是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私心作怪，私字当头，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择手段，不惜以身试法，导致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看到别人有钱、别人发财，自觉不自觉地会盲目攀比，为什么他能我不能?所谓生意、财富不过是投机取巧而已。有了这种危险意识就导致眼中“有钱无法”，这就是私欲膨胀的结果。眼中有钱、心中无法，不惜以身试法，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庭。我的父母均是工人，我们兄弟三人就是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养大的。父母的一生是甘于清贫的一生，是谨言慎行的一生。父亲很少出门，我原以为他不善交际，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些人(左邻右舍)，老来找我麻烦，叫我让你给他们办事。”就这样的话，父亲只说过一次。所以，直到去世，父亲也没有叫我去办过一件与我职务相关的事，哪怕是他本人还是亲戚都不例外。父亲去世那几天，有朋友来看母亲，临走时给母亲留下2万元钱，平时感觉很“小气”的母亲，硬是盯住我，叫我把那钱还掉，并给她回了话才算了事。每每想到这些事，心里就会很难过——为什么我没学到父母亲的本事啊?
李松波原任职务: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办事处主任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组织对我的关心教育更多了,我也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人做事,在工作生活中恪尽职守、谨慎交友,特别是担任主要领导后,更是注意自身形象,为的就是保住廉洁底线,不给组织丢脸。但在金钱面前,我还是成了俘虏。
回顾党对我多年的关心培养,我追悔莫及、痛不欲生,但有罪已成现实,想再回到从前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毁灭的是自己的前途和正常人生,损害的是组织的声誉、群众对各级组织和政府的信任,伤害的是家人的依赖和无私的支持。
其实,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我也深知法律的严肃和纪律的严谨,也深知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但面对巨额钱款时,心底深层的贪婪就迅速浮出,从越过第一次的底线,到一而再、再而三地收钱。事实再次证明,我的贪欲是强烈的。
三年来收受了张某的30万元后,我的内心从未安宁过,多次想到要主动坦白,但是却被侥幸心理所蒙蔽。直到麻黄社区的村组干部和张某被检察机关调查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下来,我想到的就是争取主动,接受组织的处理。交代完后,我的内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平静,身体上的酸痛等症状也消失了。
反思自己的犯罪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和党纪党规不够崇敬,错误地认为,他不说我不讲,谁来管?我一不要,二不索,发财的是他,我拿的也只是一点“小钱”。二是对金钱的贪念不能克制,虽然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要正确对待金钱,但当金钱置于眼前时,贪欲就快速滋长。三是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把钱财看得过高过重,从而成为金钱的奴隶。
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无论怎样,我永远感谢组织对我的救赎。现今我沦为罪人,不能再报答组织对我多年的关怀和培养,对不起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对不起群众对我的信任。我现在正在看一本叫《当生命沦陷时》的书,我知道既然错误已成事实,无法改变,那我就要勇敢面对现实,重新开始。
我想我现在唯一能为组织、为人民做的,就是站出来,以我的教训作为反面教材去警示大家,珍惜美好的工作和生活,不要再犯这样愚蠢的错误。
魏建平
原任职务: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1984年，我从曲靖财校毕业。刚参加工作时，我是在一家小企业。在那里整整工作了20年，我从一名普通的财务人员成长为总经理。后来，我先后在曲靖市麒麟区商业局、粮食局工作过。2008年，我调任麒麟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以前，我工作中非常严谨，也抵制了很多诱惑。但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特别是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我放松了思想防线，在2010年收下了房地产公司老总徐某送给我的20万元。2011年中秋节和春节，我共收下麻黄社区主任王某送给我的10万元。
我深感痛心，备受煎熬，我的一生坦荡，就毁在一时糊涂。我想我只有积极主动地向组织承认错误，说清问题，深刻反省自己，查找问题根源，从教训中走出来，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如果我与他们在经济上保持距离，不贪不占，工作上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有走过来的路都无可厚非。但是一旦有了这些不光彩的行为，顿时使我名誉扫地，让我无地自容。回想起来，我是追悔莫及。
一个人可能会在工作上犯错误，一个领导可能会在决策上有失误，但一个人绝不能在思想上走偏路、在道德上走斜路，在党纪国法的轨道上走不归路。
我要用我的教训，警醒所有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洁身自好、珍惜岗位、警醒自己，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是目前为止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段贵隆
原任职务：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扶贫办主任
我犯下的全部错误，虽然都实事求是地向检察机关讲清，并书面写出了每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所涉及的资金也已全部退缴，但脑海中，一件件做错的事，影像似的不断回放，让我痛苦不堪，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在生死难决的时候，办案检察官总是耐心地开导我，我深刻地反思自己走上邪路的根源，一是欲望之心冲昏了头脑;二是没有听进父亲的教诲。
心安理得走上违法路
作为一个农民的娃儿，我能够跳出“农门”，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在乡里受尊敬，朋友中受羡慕，我也很满足。所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不论领导安排我做什么，我都认真去做，从不挑三拣四。
我的踏实和认真不断赢得组织的信任、领导的肯定、同事的赞誉。一到年终，我不是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就是被表彰为先进工作者，2005年被提拔为镇扶贫办主任。
反思我的过错，最大的原因是欲望之心冲昏了头脑。2007年，我想把自家房屋加层，于是到县住建局办了加层手续。加层准建手续有效期只有三年，如果不在这个期间把房屋修建好，准建证就白办了。在自己没有足够的钱的情况下，我产生了挪用单位资金的想法。
在错误心理的驱使下，我开始大着胆子把扶贫项目资金转到个人存折上。过了一段时间见没事，我就陆续开始使用，再后来又心安理得地把一笔笔资金进行了转存使用，以至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没有听进父亲的教诲
回想起我的人生道路，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初中生，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他做事讲品行、守原则，生活经验丰富。每次我回老家，父亲都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你现在成家了，也有工作了，我特别提醒你，‘金钱’和‘女人’这两个东西不能沾。”“在工作上，要特别注意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不是自己的不能乱占;在生活上，要注意‘个人问题’(爱情观)，生活要检点，饱暖思淫欲，早晚会出大问题”。而今，我才懂得父亲的一片苦心，才真正理解、体会父亲不厌其烦的告诫。
“不听父辈言，吃亏在眼前。”没有听进父亲的教诲，导致我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每一次想起父亲的教诲，我都增加了一份痛改前非的决心和恒心。
世上没有后悔药
被立案侦查后，我承受着痛苦的煎熬。父亲对我说：“伤心没有用，世上没有后悔药，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今我才明白，钱财乃身外之物，欲望会将人引向迷途，最后跌入犯罪深渊。我的所作所为不但让自己丢了颜面，更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了痛苦，尤其是给父母、妻子、儿女带来难以弥补的悲伤。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我的忏悔能触动更多人的心灵，让他们引以为戒，遵纪守法，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和自由。
云南落马官员忏悔书写作指南
这几份悔过书虽说出自不同级别、不同职务官员的笔下，但忏悔的“套路”却非常相似。新闻君总结出了一个“忏悔模板”。
打亲情牌、苦情牌
这几篇忏悔书中有多篇谈到了家人，其中有提及自己贫困出身的，有提及贪腐给家人带来种种伤害的。彝良县洛泽河镇扶贫办主任段贵隆，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开头写下了忏悔书的开篇。而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则在忏悔书的结尾提到了父母的工人身份。
伴随着“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样模式化的开头，忏悔书中紧接着又是极为相似的对儿时清贫家境的描述。有的一笔带过，有的则着墨较多。
除了打出家人这幅牌，忏悔书中也打出了“苦情牌”——描述被查后极度痛苦的内心状态。彝良县洛泽河镇扶贫办主任段贵隆更是有了轻生的念头。
段贵隆在忏悔书中说到，自己所做的错事让他痛苦不堪,“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梳理贪腐路径可谓是忏悔书中的重头戏，几乎占据忏悔书近一半的篇幅。而在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魏建平的忏悔书中，此部分则占据了近70%。
追忆辉煌史、奋斗史是“标配”
落马官员在事发前似乎都有一段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辉煌奋斗史。在所有的忏悔书中，追忆自己曾今的“辉煌史”、“奋斗史”成了官员忏悔开篇的“标配”。
在这“辉煌奋斗史”中，少不了各种对自己以往贡献、成就的“追忆”，落马官员们毫不吝啬的“分享”自己曾今为当地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的尽职尽责。
“一到年终,我不是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就是被表彰为先进工作者”。而这些荣誉的取得，也是源于自己的良好工作态度，“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不论领导安排我做什么,我都认真去做,从不挑三拣四。”彝良县洛泽河镇扶贫办主任段贵隆在描述自己曾今获得的荣誉时写道。
云南省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魏剑在忏悔书中回忆起担任曲靖卷烟厂副厂长、厂长时，为卷烟厂带来的巨大“效益”：“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为国家创下了丰厚利税”，“曲靖卷烟厂获得‘全国500家大型企业’、‘全国优秀质量管理企业’等殊荣”。同时，他本人也被评为中国知名企业家、云南省劳动模范。
然而，像其他落马官员一样，在收受贿赂的那一刻，这些辉煌的过往已经被自己的贪念击碎了一地。
陷入“过往辉煌”的深深回忆后，紧接着的是忏悔书中无法回避的落马史。而从人生高峰到谷底，这中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第一次贪腐”，在几乎所有忏悔书中均有详细提及，包括第一次动贪念的缘由、第一次伸手时的“忐忑”。
几乎所有落马官员的贪腐史都是一个从初次的“不安”、“拒绝”、“紧张”到之后“心安理得”的过程。正像云南省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魏剑在忏悔书中描述的那样，受贿经历是“从不起眼不值钱的小恩小惠到巨额贿赂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从礼尚往来人之常情到违法乱纪的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害怕断送前程”和“抱有侥幸心理”之间挣扎，最后，贪念和侥幸的心理让自己坚守的防线完全崩塌。
“推辞”也是魏建平描述自己第一次受贿时的关键词，“我推辞了半天，但他反复地给我‘做工作’”，他在忏悔书中这样表述到。时任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魏建平在建宁街道办事处新办公楼建设和所辖社区人事调动的过程中，为曲靖市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徐某和麻黄社区主任王某谋取利益，并先后收受两人的贿赂30万。
像其他落马官员一样，最后心安理得接受自己贪腐的“借口”是他们在忏悔书中频频提到的“双赢”。
总结出忏悔录(书)的常见“四要素”：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这四大要素在云南的这十份忏悔书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而其中着墨较多的是坦白贪腐史(交代问题)，分析贪腐原因(剖析动机)。
尽管贪腐原因各种各样，但新闻君梳理后发现，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点：法律意识、自身的贪欲、“三观”出现偏差。
缺失法律意识是云南这几位落马官员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职时将党纪国法挂在嘴边的这些官员，在落马后的忏悔书中却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的“法盲”。
尽管拥有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但德宏州原政协主席杨跃国在忏悔书中称自己“实际上并不懂法”，“经常讲要严肃执纪执法，但却经常闯红灯”。同为厅级干部的原曲靖市委副书记李云忠也称自己“几十年不学法，主观意识中根本没有把法律当回事”。而如果不是他在忏悔书中提及自己的过往，谁也不知道他“在年轻时有从警经历”。
而除了说自己“不懂法”外，李云忠和杨跃国在忏悔书中对自身贪腐原因的剖析也极为相似。两人都提到了“廉政意识不够”、“丢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综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正义网-检察日报、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