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的“木心潮”

    昆明信息港讯·昆明日报 作者简介：徐江，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现居天津。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多年从事媒体策划及编辑工作。先后在百余家媒体开有专栏。著有文化史《启蒙年代的秋千》、诗集《杂事与花火》《我斜视》、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等多种。有作品被译为英、德、法、韩、日、罗马尼亚、马其顿等文字。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在其去世后出版、走俏，连带他原来的作品，终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

    记得上一次被媒体约评木心，还是在七年前。那时木心尚健在，作品虽然在内地出版，多数读者还不知道是谁，陈丹青和朱伟却已在为各自的看法与趣味，争得不可开交。

    木心作品之所以在今天形成一个小热点，核心的原因在于他精致的文风和面对文明话题的姿态；斯人已逝所引发的广大读书人的惆怅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对他执弟子礼的陈丹青，这些年所拥有的名人效应显然是更重要的；还有出版商的大力推广，再加上一些媒体文人……名人和媒体文人们，多多少少是掌握了一些对公众的影响资源的，而这个群体历来也有向人们推广雅致读物的爱好。现有的出版物里，木心的作品，确实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精致时代”的选择

    读者为什么在今天会接受名人和媒体对木心的推荐？根源还在于时代。在这个拼房、拼车、拼爹，也拼微博粉丝的年代，人们一方面在人头攒动的大城里做着西式田园小镇生活的迷梦，一方面在时尚的丝袜和齿轮缝隙里寻找淡定与深刻、讥诮与激情……矛盾而不失纯真、猎奇而不想承担风险，这样的体验，苦涩的卡夫卡已很难满足大家，张扬的杜拉斯略显“做旧”，闷骚的张爱玲有些审美疲劳，轻佻的胡兰成提起来总让人觉得良心的成色可疑，“五·四”以来百年的“正能量”名家，多少又让扩招后登陆社会的青年读者觉得沉重，雅致而低回的木心，自然就成了惊喜的合适人选。

    木心的作品，拥有精致与敏感的文风。访谈和讲稿又都比较率性。这样的作者，并非随时都能让人感到讨喜。但他的认真、独立，不时沉浸于自我迷狂的状态，足以在眼下众多的出版物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少人选读木心，就如同当年选读王小波。他们都不是能构成读者“唯一之爱”的作家，但偌大的球场，踢球的人都被裁判（出版商或审稿者）清出场了，只有那么一两个球员，还在认真地练习着，虽然不时把球射偏，但一招一式的认真，让人依稀还能报以一丝希望……球迷和读者的心态，有时其实也是非常相似的。

    今天读者受教育的硬件条件不可谓不好，但应试与就业的重压之下，社会传递给他们的关于文化、文明、历史和艺术的鉴赏力又实在有限，他们疲惫的神经已经经受不了宏幅巨制与重金属了，也经受不了自得其乐的爵士乐和原木手工，最多也就能承受那些无害而轻柔的电子乐或北欧量贩家具，木心的一部分作品在某些时候，很接近于读者的这种诉求。

    不管前卫作者和严肃的评论家愿不愿意，有闲的阅读趣味正在被扩散开来。这是小资、中产、白领和雾霾中挣扎的众生面对残存的希冀所发出的合音。而木心，一点精致、一点独立、一点于环境无害的个性，正回应着“小镇审美”的呼唤。原本小众的木心，从北美同志艺术家群落、到内地和台湾的精致文字爱好者，再到亚文化人士的交口称赞，这一悄然做大的曲线尤其暗合了内地形成中的、无害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希冀。

    作为难度的作家与艺术

    有人喜欢木心，说他是“民国范儿”。其实民国时代，作家也未必会出多少他那样的。那时的作家，要么不能拒绝“大时代”对私人写作的干扰，要么率性到没心没肺、却又没有建设出个人成熟的语体。木心在精致道路上真正相近的，可能倒是前一代的废名、同龄人中稍长于他的汪曾祺。 三个人的写作，都擅长短篇小说和随笔。小说的语言也都是靠散文化的。所不同的，废名的文气得禅佛真谛，汪曾祺到了晚年，洗尽铅华、无限趋近于淡，而木心在神闲气定之余，依然像西方作家那样葆有一定性情，虽然有时掩藏到“高人”的面目之后。

    与此同时，木心可能还不太愿意舍弃精雕细琢对自己的诱惑。他之所以被人认为“民国范儿”，关键就在于发明了一种“拟五·四”式的语体风格。写尽自己关注的喜怒哀乐，却小心翼翼把能让读者联想到的当下、在场和中国内地元素，尽可能地从文字中剔除与抽离。木心的文字，能让心仪的读者体会到汉语也能锻造出超验之美（这点又有些像胡兰成），而不满足的读者，又会责备他失了华夏大地的烟火气。

    作为作家，木心发明了一种自己的语言难度，但又为自己迈向更高层面，设定了精神上的难度。他的《文学回忆录》，说白了，其实是一部私家的文学讲义。是一个认真思考写作的人，围绕着中外文学史脉络，与友人、同好直抒胸臆的原声式记录。在当代，这种以性情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学者和作家不可谓没有，不过对不起，这样的书没有面世的机会。木心这部大约是仅有的一两部。这便更使他的言论在阅读层面显得难得，其引发的好奇甚至超过了他的作品本身。但也唯其如此，他的独到，他被自己美文曾经掩盖过的一些学养不足，同时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比如我就一直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以郑振铎《文学大纲》为底本。郑虽然是位优秀的出版家、编辑家、早期现代白话文化的拓荒者，但在治学的严谨、思考的灵动与深入方面，并没有太多过人之处。而研究历史，向来对新史料的发掘又很看重。拿一部过气的文学史开讲，固然说明了讲授者的特立独行，也还是显示出某种业余和野狐禅色彩。比如木心说《二十二条军规》里写的一些人物和事迹“都是作者亲自经历过来的”，他解读郑板桥说出“难得糊涂”是由于“谦逊”，这都是怪诞常识性错误。而他对垮掉派文学及文化运动的否定，论据和结论都显得过于浮表，很像是从1980年代高校的老左教授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些一方面提醒木心的爱好者，不要因为个人的喜爱，而卷入国人神化的积习；另一方面也从另一方面启示大家，文学到了今天，确乎是具备了难度和准入门槛的。媒体和出版业兴旺的年代，扮作家未必不易。当文学家，则又另当别论。

    至于作为诗歌作者的木心，还是略去不谈。在小镇的风情里写诗，好歹都算是一种雅好。不过汉语诗歌的难度发展到了今天，跟其他文体的难度之别，恐已是火箭与弓箭的区别了。

    我主，这一页还是先揭过去吧！我宁愿听人去说木心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