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的“证明”是个动词

    确切地说，“奇葩证明”的“证明”其实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其所指向的是，由于某些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以及人为因素，造成了民众在办证明的路上来回奔波、狼狈不堪，透支了过高的办事成本，因而心生怨气。

    今年以来，各类“奇葩证明”层出不穷。针对频遭吐槽的“证明多”、“证明难”，公安部、外交部、民政部等纷纷发布相关政策措施，要求解决此类荒唐证明的问题。专家表示，即将到来的2016年，民众有望从“列目录”、“砍证明”、“简流程”、“网上办”中获益，办证难、办证繁的问题有望进一步解决。（中国新闻网12月29日）

    回望整个2015年，“奇葩证明”无疑是个当仁不让的新闻热词，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类社会新闻中。外出旅游、买卖房子、找工作、结婚生孩子等，“奇葩证明”涉及公众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大多以常理难以理解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因而每每招来网友的吐槽和非议。有网友说，“脑洞有多大，证明就有多奇葩”，调侃之中，既包含着办证难、办事成本高的辛酸和委屈，也流露出对一些公共部门行政效率低下、作风不正的不满与抱怨。

    多部门联手发力，对“奇葩证明”加以清理整顿，契合民意诉求，也是简政放权的具体体现。但要厘清的是，清理“奇葩证明”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减法”。大体来说，“奇葩证明”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些证明本身就是“奇葩”。譬如福建漳州一位74岁老人到电信局办业务，身份证和户口簿俱在，却被要求开健在证明。这完全就是有意刁难，对这类证明，要坚决取以取缔。

    另一类“奇葩证明”，奇葩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证明某种身份或状态的过程。比如说“证明我妈是我妈”、“结婚前未婚未育”，看上去似乎有些无厘头，但在特定情况下，譬如发生财产变动、变更某种法律关系时，其实是需要甚至必不可少的。而且可以预见，从熟人社会到契约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用，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各种证明之上，这些证明会越来越多。公众之所以怨声载道，主要是因为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有些公共部门搞得无比复杂，办证明实在太折腾人了。

    确切地说，“奇葩证明”的“证明”其实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其所指向的是，由于某些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以及人为因素，造成了民众在办证明的路上来回奔波、狼狈不堪，透支了过高的办事成本，因而心生怨气。有些证明在生活中必不可少，没有它就办不成事儿，但在制度上又缺乏明确的规定，不知该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以至于民众临到办证时两眼一抹黑，求爷爷告奶奶也摸不着门，办个证恨不得给人下跪，这难道不够奇葩？还有些证明，可能很多部门都能开，有时候甚至只是按一个“回车键”的事儿，但也正因为如此，“龙多不治水”，哪个部门都不愿管，相互推诿扯皮，冷眼相看民众为办证而疲于奔命。这才是真正荒唐之处。

    清理“奇葩”要对症下药。对于那些不证自明、无理取闹的证明，能砍则砍，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不为行政乱作为和不作为留下空间。与此同时，对现有制度要进行升级和细化，明确责任归属，什么样的证明该由哪个部门来办，具体流程是什么，也要有清晰的界定。概而言之，这便是专家所指出的“列目录”、“砍证明”、“简流程”。李克强总理就办证难问题曾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并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事实上，世上本没有难办的证明，因为民众的诉求被漠视久了，才有了“办证难”。（春城晚报 评论员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