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3人同日捐器官16人获新生续:生命接力背后故事

临沧，医生们集体向捐献器官者告别 甘美医院供图

　　无影灯下，3个生命安然离世。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10个手术室，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静待“新生”。

　　10月19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一场又一场生命的接力从上午8时开启。

　　10月19日，我省3个家庭捐献出3位亲人的16个器官，包括1个心脏、3个肝脏、6个肾脏、6个角膜，这将让10个人重获新生，6个人重见光明，其中包括一名8岁的肝功能衰竭儿童。3名捐献者，一个7岁，一个4岁，另一个40岁。

　　这么多器官移植手术在同一家医院同时完成，在全省首次实现，在全国也属罕见。

　　 16台手术

　　 即将关闭生命之门

　　19日上午8时，甘美医院多个手术室的无影灯陆续亮起。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肾脏移植、角膜移植手术陆续开始。16例器官移植手术将在这里进行。

　　一例心脏移植需要4小时，一例肝移植需要6到12小时，一例肾移植需要2到4小时，一例角膜移植需要2到3小时。从早上8时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16台手术均获成功。

　　进行肝移植手术，需要和时间赛跑。一旦有了肝源，就像即将关闭的生命之门留出了一道缝隙。

　　“一进入手术室，每个医生都像机器一样，分秒都不能停地进行‘流水线’操作。”说起当日的手术情况，主刀肝移植专家、医院院长李立仍然激动。

　　可移植器官均有可以耐受的最大缺血时间，例如肝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为12小时，超过此时间，受者的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移植肝功能延迟恢复、胆道缺血性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高，受者术后生存率明显降低。肾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24小时，心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6至8小时，肺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8至12小时。

　　负责组织协调本次移植活动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周志刚向记者介绍，摘取后的脏器需要十分苛刻的冷藏环境，运输途中不能剧烈晃动，并且时间间隔越短越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脏器的质量不断下降，质量不佳的脏器即使移植成功，患者的疾病复发率和死亡率都会上升。

　　 两人一组轮番上阵

　　完成一台肝移植手术一般需要6到12小时，当天有3台手术连续进行，仅主刀和副手医生就安排了16人。肝移植手术主要有8个环节，除了取肝和修肝，李立团队需要做的有开腹、切病肝、大血管重建、小血管重建、胆道重建、关腹6个环节，每两人一组轮番上阵。每完成一个环节要花2个小时，3台手术下来每个医生平均要完成6个小时工作量。

　　“当时大家精神都高度紧张，一刻都不敢松懈，也根本吃不下东西。”该院肝移植团队的张升宁主任说，摘取捐赠肝脏和切除受体病肝同时进行，当主刀医生李立切下患者病肝，副手已经完成第一道操作，他负责把健康的肝接到患者身上，而做完一个环节后，他还要争分夺秒进入第二手术间。

　　李立说，一天内做三四台手术的情况常会遇到，但20个小时内完成3台肝移植手术，他从医以来很少遇到。要保证3台手术都能完成，且保证肝处于12小时内的最佳活性状态，只能采取“流水线”的轮番操作。

　　“手术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如何避免大出血。”李立说，加上捐赠者有两名是小孩，供体血管较纤细，给移植手术带来一定难度。

　　张升宁介绍，需要肝移植手术的患者都是肝功能衰竭的病人，已经丧失了正常的凝血功能。只能进行人工输入凝血因子保证手术台上不大出血，但人工凝血因子只能维持2小时，所以把肝换上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稍微不小心病人就有大出血死亡的可能性。

　　 2小时后心脏又跳了

　　受捐者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胸腔被打开，陪伴她34年的心脏微弱地搏动着。

　　隔壁手术室，另一颗鲜红的心脏正在从捐献者胸腔中取出，这个心脏将替代受捐者功能薄弱的心脏。

　　受捐者4年前患上扩张性心肌病，饱受折磨，体重从65公斤降至40公斤，完全丧失生活能力，心脏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

　　她所换的健康心脏，源于一位遭遇意外而脑死亡的云南患者。捐献者路遇车祸准备帮忙，却被后面的大货车追尾酿成惨剧。在医院宣布他脑死亡后，他的家人决定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既然他生前因为救人而遭遇意外，家人希望完成他的愿望。

　　主刀医生的镊子伸向受捐者的胸腔，心脏移植吻合完成后，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没有出现排斥反应，术后两小时，移植的心脏自动复跳。

　　心胸外科主任徐忠能说，因为心脏质量好且离体时间短，通血后就会自动复跳，不需要介入辅助。

　　据介绍，多脏器移植同时进行的技术难度极大，手术室的护理团队需要在术前准备10000多个器械供手术期间使用，麻醉科医生需要同时对10多台手术进行监测，影像、超声及相关辅助科室需要提供最精准的检查，重症医学科要做好术后的监控。全体参与人员近千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速运转。

　　目前，所有接受移植的患者都情况良好。

　　 》》》生命接力

　　 09:47

　　 特殊告别

　　捐献者进入临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医生对躺在手术床上的捐献者默哀。捐献者是名小女孩，她突发意识障碍，最终确认为脑死亡。年轻的父母倾尽所有也没能救回女儿，但他们希望孩子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生命。

　　 10：00

　　 摘取器官

　　捐献者捐赠1肝、2肾、2角膜。经过检测，甘美医院的高杨医生确认捐献器官符合移植条件。

　　 11：00

　　 赶赴机场

　　捐赠器官成功摘取，医护人员带着供体火速赶往机场，飞机已在机场等待。在昆受体手术医生通知病人及家属做好术前准备。

　　 12：10

　　 优先登机

　　供体到达临沧机场后优先登机，昆明医院调度救护车开往长水机场急救绿色通道等待。

　　 13：30

　　 落地昆明

　　飞机落地第一时间便登上救护车，赶往医院。与此同时，在甘美医院的主刀医生已进入手术室准备妥当。

　　 14：30

　　 到达医院

　　救护车抵达医院，从车上到电梯只用了3秒，每一个细节都要快。

　　 14：45

　　 手术开始

　　临沧小女孩捐赠的1肝、2肾、2角膜顺利抵达，供体手术开始。

　　 00：45 （次日）

　　 手术成功

　　两个小时后，眼角膜移植手术结束，5个小时后，肾脏移植手术结束，10个小时后，肝脏移植手术结束。

　　 》》》医生说

　　摘取器官时间必须和飞机起飞时间协调好，到机场后都是拎着装有器官的箱子一路小跑，每次都很紧张。医生要准备随时应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例如逝者家属反悔或改期、堵车、飞机延误等。有一次因为堵车，飞机起飞前3分钟才赶到机场，好在提前和机场有所沟通，才避免了一个珍贵心脏源浪费。如果综合评估不确定性达到一定风险值，只能被迫放弃取器官。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周志刚

　　 》》》特 写

　　 连接悲与喜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希望早点下岗”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在车祸、脑外伤、脑出血等意外中即将去世者的家属。他们往往一边要面对家属们的疑问：“我为什么要捐？”“我凭什么要捐？”另一边则是近百万名各种器官的需求者，如果得不到合适器官，他们几乎只能等死。

　　2015年一年，云南共有66名志愿者捐献器官，2016年仅到10月20日，我省已完成51例捐献。在死亡的悲痛和新生的喜悦之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了整个过程。“很多生命重生后通常会感激我们医生，但我们告诉他们，更应该感谢捐献者和家属，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参加本次移植手术的多名医生告诉记者。

　　30%成功率 已经很欣慰

　　“我就是在等死。” 一周前，肝硬化晚期病人王先生躺在病床上，右肋仿佛钝器碾压般剧痛，这种痛苦已经折磨了他4年。

　　半年前，上海多家医院确诊结果为“原发性硬化胆管炎，导致免疫性肝硬化腹水”。医生告诉他，若等不到肝源，他的生命只剩半年。

　　与此同时，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杨女士，正在为器官的事奔忙。她试图劝说一名车祸遇难者的父母，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

　　“您好，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被拒绝，是器官捐献协调员遇到的常态，杨女士所在医院每10个潜在捐献者，就有7个拒绝捐献。即便只剩下约30%的成功率，但杨女士已很欣慰，这一比例已比去年翻番。

　　4年前，从杨女士加入器官捐献协调员行列的那一刻起，那个“精通业务，受人尊敬”的护士光环就离她而去。她开始面对不理解、冷眼，甚至愤怒的拒绝。

　　每次找到潜在捐献者，杨女士会提前电话联系亲属，若对方不反感并同意见面，那就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她要在与核心亲属面谈的时间里，解释清楚捐献遗体器官的流程和公益性。这段时间或许是几个小时，或许是几天。整个过程持续到器官取出，进入“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公平分配后，方能结束。她常抱着一个信念：“一个器官，能够挽救一个家庭。”

　　即使签完字，也不一定意味着捐献能顺利进行。杨女士说，“很多家庭都是因为父母受不了指责最终放弃。”这让捐献不得不秘密进行，除了直系家属，没有人知道。

　　 捐献者是天使 我愿做守护者

　　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面对的是即将失去亲人的家属,却要开口与他们讨论病人去世要不要捐献器官。有时协调员的到来对于家属来说,像是对患者死亡的宣判。但是，对于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说,协调员是曙光,是挽救生命的天使。

　　“虽然很希望亲属能在悲痛中作出捐献患者器官的决定来帮助等待器官救命的病人，但我们从不强人所难。”杨女士说，对于协调员来说，更多的是站在患者亲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将心比心，家属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尊重，即使是拒绝。

　　让杨女士和团队欣慰的是，工作越来越得到各方认可和支持。去年，玉溪一位先生在女儿去世后同意捐献她的肾脏和眼角膜。

　　事后，这位父亲经常和杨女士微信聊天，得知孩子的两个肾脏分别被成功移植到另外两名孩子身上、眼角膜也让两个孩子重见光明，这位父亲欣慰地说：“想想这几个孩子，就当我的孩子还活在世上，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

　　近日，这位父亲主动来找杨女士，要求签署器官捐赠意向书。“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或许我们协调员的工作会好干些。” 杨女士说。

　　“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基于尊重和理解。什么时候这份工作不再遭人冷眼，就说明器官捐献意识深入人心了，更多人将会获得新生。那时我就可以愉快地下岗了，我希望能早点下岗。”杨女士说。

　　“你们经常面对死亡不会害怕吗？”记者问。

　　“因为敬畏生命所以不害怕，反而会心疼。捐献者是天使，我愿意做这些天使的守护者。”器官捐献协调员李科这样回答。

　　 》》》记者手记

　　 连接死亡与新生的桥梁

　　器官捐献协调员，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

　　当记者走近他们的生活后，突然想起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初入行业的入殓者，整日送别离者，在大众印象里这份职业或许充满阴冷与悲伤，但在电影中，却让观众看到入殓师用他的温柔与平静，与遗体建立了“艺术”关系，死亡变得不再沉重。

　　对于捐献者家属来说，或许协调员在任何时间出现都不合适，但他们又必须去和捐献者亲属沟通。他们送走一部分人，又给另一部分人送去希望。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连接死亡与新生的桥梁。

　　云报全媒体记者 楚田 袁明锋 实习生 王锍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