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辅导暨党课报告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龙江
同志们：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始终保持和发展自己先进性的历史。大家知道，一部党史，就是用事实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今天在座的多数都没有直接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需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 《党史》二卷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是我们党9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党史》二卷全面回顾了29年党的历史
《党史》二卷全面记载的这29年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是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党史》二卷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一）《党史》二卷的基本脉络和逻辑结构
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49年的广州
1978年的广州
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本编主要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转变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进程来展开。用事实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
本编强调，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探索过程。所述内容围绕“全面建设”、“艰辛探索”、“曲折发展”三个基本特征，浓墨重彩地再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阔场面，真实记载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说明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本编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着重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本编记载的这段历史既保留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又孕育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这样的基本认识，用历史事实说明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出现，以及继续前进的趋势。
全书结束语标题：“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
“伟大成就”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这29年中的不懈奋斗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经验”反映的是为何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间发生严重曲折的缘由。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我们党全面正确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才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二）《党史》二卷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溯
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历史中，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影响中共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每一件事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1.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采用公元纪年；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会议最后通过了《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会宣言。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反动统治的彻底结束。中国人民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从此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3）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4）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土改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5）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一些地区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
（7）《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出版发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思想指导作用。
（8）三大改造
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三大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9）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1953年6月至8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后，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阴谋活动，大量散布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他的阴谋夺权活动制造舆论。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高岗相配合，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阵地，进行反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
（10）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他在1951年9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和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的三篇重要文献。
（11）《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这就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指出：民主革命在我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也已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反右派斗争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3）“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4）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5）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6）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7）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8）“四个现代化”历史任务的提出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凝聚了近代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愿望的伟大任务，令全国人民倍受鼓舞。
3. 文化大革命十年
（1）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2）《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4）“九一三”事件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继续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活动。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秘密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谋杀。毛泽东对其阴谋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妥善作了处理，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5）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因病逝世。周恩来革命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在“文革”动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底限度，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7月6日，另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不幸因病逝世。朱德历经中国近现代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在8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
4.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粉碎“四人帮”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三）《党史》二卷正视党在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
对于以上提到的重大历史事实，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我们也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1.《党史》二卷对于党在探索中付出惨烈代价的失误没有掩饰和回避，而是努力认真总结。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没有讳言，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二卷对“文化大革命” 十年的历史作了如下分析:在这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表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党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党勇于自己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本质和主流所在，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党和人民虽然“没有能够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这种信念和努力最终成为后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开辟新的道路的内在力量。”这个分析是恰当中肯的。除此外，二卷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设专节作了全面剖析，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同时，对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绩也作了论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2.《党史》二卷客观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党史》二卷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充分肯定党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和贡献，客观分析失误原因，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党史》二卷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其对所犯错误承担的责任及成因。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取得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的缺点错误，二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指出他应负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着重从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指出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
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做了相应评价，特别是对于这些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别予以突出和再现。
二、《党史》二卷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把握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9年。从以上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所作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甚至遇到重大挫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仅贯穿和体现在《党史》二卷对大量史实的叙述中，而且集中体现在结束语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个方面伟大成就、10个方面基本经验的概括中。“伟大成就”是对29年历史主流和本质的集中概括，“基本经验”则是对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升华。
《党史》二卷对29年党的历史取得的成就的表述，主要围绕7个方面展开。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的成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曲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四、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创造了许多中外历史上的第一次。譬如制造了第一架“初教5”飞机;生产了第一辆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和第一台“东方红”牌54马力拖拉机;第一次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可以基本自给;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实现了先人遨游太空，九天揽月的梦想;还有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令世人刮目相看。在科技领域，除石油工业和以原子弹研制为核心的国防高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外，我国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各领域也都获得了突出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也有很多进展。我国在这一时期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至1965年底，全国专门的科研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了12万人。许多类似的第一次，充分说明我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第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培育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时代精神。诸如“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
第六，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状况。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七，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广大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史》二卷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党经历的这些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
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党在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失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进展，党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29年中，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受到“和平演变”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党在全国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29年中党纠正错误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党历经磨难依然具有带领人民共度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能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明磊落，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勇于纠正错误，并能够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敢于从困境中奋起的党。正是我们党总结和汲取了29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并形成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三、《党史》二卷记载的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启示
“未经沧海难为水，事非经过不知难”。29年的历程，艰难曲折，惊心动魄，回味无穷，富有启迪。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脚步的，历史更不会倒退和重来，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只有全面地了解过去，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
放眼神州大地，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习《党史》二卷，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教益，从中获得不断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一）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它只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给党、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大灾难。必须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也曾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过努力。但在探索发生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29年中，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摧残是严重的，也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29年中，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一部党史就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奋斗历程已载入史册。今天，历史已经跨过21世纪的前10年。这里，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非常重要。《党史》二卷在讲到党的历史曲折和挫折之处都总结教训，发警示之言，我们一定要谨记。那就是：绝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坚持社会和谐。绝不能再超越历史阶段，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绝不能再搞路线斗争，一定要发展党内民主。绝不能再搞个人过分集权，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四、践行宗旨，努力为党旗增光添彩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党90年的光辉历史是由无数的党组织和千千万万党员谱就的。历史必将续写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厅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围绕中心，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党旗增光添彩。
（一）以典型为榜样，切实成为干部群众的表率
当前，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诵，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的杨善洲，他曾经是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是一个受人敬重的“大官”，在位上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带领干部群众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把贫穷落后的保山地区建成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退休之后完全可以享受许多人羡慕的安逸闲适的晚年，可他偏偏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用20余年的时间，用生命的余热把曾经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到收获劳动成果的时候，他把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自己不要任何报酬。他情系大山、开荒种树、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操，受到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的敬仰。他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境界正成为创先争优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了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榜样，发挥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什么叫几十年如一日，什么叫奉献不求索取，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在这位老人身上找到答案。杨善洲同志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说明我们的时代呼唤更多像杨善洲一样的人，群众企盼更多像杨善洲一样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党需要更多像杨善洲一样的党员干部。
我们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就是要把他“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献身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的先进思想转化成坚持自主创新，着力实现科技发展新突破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要增强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表率；要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做学用结合的表率；要牢记宗旨，做执政为民的表率；要发扬“两个务必”，做艰苦奋斗的表率；要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要严于律己，做修身养性的表率；要解放思想，做开拓创新的表率。
（二）强化机遇意识和发展意识，主动作为，努力开创云南科技工作新局面
2011年5月6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云南的“桥头堡”建设，上升为国家行为。《意见》从5个方面明确了我省发展的战略定位：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意见》重点从7个方面明确了桥头堡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优化区域发展布局；三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四是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六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建设稳定繁荣边疆。
《意见》的出台，这是中央着眼于提升国家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和推动云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云南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也给云南科技事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抓住桥头堡建设重大机遇，努力推进云南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认真完善方案，重点抓好以下项目的实施，凸显科技在桥头堡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一）云南科技创新园建设
（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
（三）实施以生物疫苗、生物育种、特色天然药、花卉为重点的生物重大专项。
（四）实施以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为重点的新能源重大专项。
（五）实施以大型精密数控机床、大型铁路养护机械、自动化物流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设备、半导体照明、金融电子装备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重大专项。
（六）实施以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为重点的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
（七）实施以常用有色金属为基础的新材料、钛材、稀贵金属系列新材料、化工新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重大专项。
（八）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建设
（九）农业新品种研发与示范基地建设
（十）云南中国东南亚南亚科技信息中心建设
建设桥头堡，蓝图已绘就。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云南科技工作将在桥头堡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同志们：历史是一面明镜，可以映照现实，折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的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更不要轻率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前辈们，我们要永远充满敬意。我们更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们党29年乃至90年的历史昭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不断地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得到支持，不断地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披荆斩棘，不断开拓出前进的道路。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