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ＦＤＩ将呈温和复苏态势前景谨慎乐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贸发组织”）日前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将呈现温和复苏的势头，2017年前景审慎乐观。

《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流动下降2％，发展中经济体ＦＤＩ流入普遍下挫，流入发达国家的ＦＤＩ进一步上扬。中国是全球第3大外资流入国，并首次成为全球第2大对外投资国。《报告》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取向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投资政策框架。

2017年全球ＦＤＩ流量将增长5％，达1.8万亿美元

《报告》认为，各主要区域经济实现增长、贸易增长回升以及跨国公司利润率提升，将推动全球ＦＤＩ流动小幅增长。预计全球ＦＤＩ流量在2017年增长5％，达1.8万亿美元。2018年将进一步增加到1.85万亿美元，但仍低于2007年的历史峰值。

2017年，除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外，其他各发展中区域ＦＤＩ流入量预计普遍实现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ＦＤＩ流入量预期增长约10％。随着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看好，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有望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原油价格上扬及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下，对非洲的外国投资预计也会增加。转型经济体2016年走出经济谷底，ＦＤＩ流入量有望进一步复苏。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宏观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导致该地区ＦＤＩ继续下降。发达经济体的ＦＤＩ流入量今后两年预计将维持在1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同时应看到，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阻碍全球ＦＤＩ的复苏，美国税务政策的变化也可能对跨境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各区域及行业投资流动的新格局

全球ＦＤＩ复苏之路仍然崎岖。全球ＦＤＩ流量继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同时经济政策及地缘政治存在重大风险。

发展中经济体ＦＤＩ流入量严重受挫，下降了14％，降至6460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区域ＦＤＩ流入量都出现下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ＦＤＩ均呈下滑态势。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ＦＤＩ流入量下降了15％，降至4430亿美元。这是五年来的首次下降。除南亚以外，各次区域的降幅都达到了两位数。非洲ＦＤＩ流入量进一步下滑到590亿美元，较上年减少了3％，主要是受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ＦＤＩ下滑趋势有所加速，流入量减少了14％，降至142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持续衰退、初级商品价格疲软以及出口下降。

发达经济体ＦＤＩ继上年的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上扬。流入量增加了5％，达到1万亿美元。其中，流入美国的ＦＤＩ增加了14％，达3910亿美元；欧洲ＦＤＩ流入量下降了6％，达5330亿美元；流入其他发达经济体ＦＤＩ大幅增长。

发达经济体在全球ＦＤＩ流入量中所占的份额扩大到了59％，但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在全球十大ＦＤＩ流入地中仍占据6席。美国仍为最大外资流入地，创历史新高。在几个超大型并购交易的推动下，流入英国的ＦＤＩ达2540亿美元，为全球第二位。中国吸收外资保持在134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居全球第三位。

从产业上看，流入服务业的ＦＤＩ继续占主导地位，其存量占全球总存量的2／3左右；受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流入第一产业的ＦＤＩ在过去几年受到严重冲击，2016年略有回升。

从进入模式看，全球ＦＤＩ的增长主要受跨境并购的推动。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增长18％，达8690亿美元。绿地投资增长乏力，表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扩张有限。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制造业绿地投资下降了9％，表明全球生产性投资依然不足。

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发展趋势

贸发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跨国企业海外分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仍在扩张，但近年来放慢了速度。

跨国公司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增加值和就业率过去五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7.3％、4.9％、4.9％），均低于2005－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7％、10.7％、7.6％）。跨国企业国际生产活动增长率放缓导致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因为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是由跨国企业全球生产体系即全球价值链产生的。

全球国有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贸发组织关于国有跨国企业的新的数据库显示，国有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全球大约有1，500家国有跨国企业，仅占全球跨国企业的1.5％，但他们拥有86，000多家海外分公司，相当于全球总数的10％。国有跨国企业公布的绿地投资在2016年占全球总数的11％，高于2010年的8％。他们的总部分布广泛，半数以上在发展中经济体，近三分之一在欧盟。中国拥有的国有跨国企业数量最多，占全球的18％。

全球国别投资政策呈现两大趋势

趋势一：国际投资政策制定十分活跃。

近年来，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每年达100项左右。各国新出台的对跨境投资产生影响的其他政策更为广泛。与此同时，各国还在积极商签新的国际投资协定。目前正在谈判的国际投资协定超过50个，共涉及100多个国家。此外，国际社会还不断出台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标准和规则。这些都对外国投资的经营环境带来重要影响。

趋势二：国别投资政策近年来呈二元化趋势。

一方面，国别投资政策总体上继续走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另一方面，对外资加强监管和进行限制的措施也在增多。2016年，约有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投资政策措施，大部分的措施都以投资促进和自由化为目标，但1／5的措施引入了新的投资限制，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期的水平。这表明全球投资政策总体走向自由化的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和限制。

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继续扩大

2016年，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继续扩大，更为庞杂。各国共签署了37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协定总数在2016年底达3324个（2017年到目前为止又签订了4个）。同时，至少有19个国际投资协定被终止。这表明，各国加大了对国际投资协定的调整。

投资者－国家争端案有增无减。2016年，新增了62起争端案，使已知案件的总数达到767起。至2016年底，在已经裁决的所有案件中，投资者胜诉的占60％。

国际社会对于改革国际投资体制的共识不断增强。以贸发组织《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为基础，2016年Ｇ20峰会通过了《全球投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框架下就国际投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该指导原则为未来新一代国际投资体制的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指出了方向。

全球投资体制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

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贸发组织推动的全球投资体制的一期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各国新签的投资协定大多数都参照了贸发组织提出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詹晓宁介绍，该《路线图》提出了改革的五个重点领域：在提供投资者保护的同时加强维护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填补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缺失；增加投资者社会责任的条款；增强体制一致性。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体制的改革在议程上处于优先位置。一些新的投资协定增加了以改革为导向的条款，如建立国际投资争端法院等。投资便利化也日益受到关注，贸发组织的《全球投资便利化行动方案》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此外，许多新协定增加了维护东道国监管权或促进负责任投资的条款。

詹晓宁表示，在改革一期基础上，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是老一代协定的更新改进。现行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有95％是2010年以前缔结的。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国家争端都是这些老一代协定引发的，而且这些协定造成条约关系的重叠、碎片化和相互矛盾，改革势在必行。

为此，贸发组织提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二期的十大选项并分别作了利弊分析，例如通过新的区域协定整合原有的诸个双边协定、签约国对现有协定中的问题条款加以诠释、重新谈判双边协定、终止或放弃旧协定、开展多边协作等。十大选项为各国改革老一代协定提供了一整套方案，供各国根据具体的国情加以选择。

作为联合国系统国际投资政策的主管和协调单位，贸发组织将继续在改革二期中发挥推动、协调作用。

数字化跨国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各经济部门的竞争力，为商业及创业活动提供新的机遇和进入海外市场的新渠道，并有助于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数字经济还能为处理各种发展难题提供新的工具。然而，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策挑战，包括如何弥合数字鸿沟，尽可能减少潜在的负面社会和发展影响，以及复杂的互联网监管问题。

数字经济对国际生产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日益提升。2010年至2015年期间，贸发组织排名的跨国公司100强中，该类技术公司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企业的资产增长了65％，营业收入和雇员人数增长了约30％，远高于其它行业跨国公司的成长速度。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公司在内的数字化跨国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本年度的《报告》列出了全球100强数字化跨国企业。数字化跨国企业41％的资产和73％的销售额在海外。相比之下，传统跨国企业的比例分别为65％和64％。这表明，数字化跨国企业多为“轻资产”型，对东道国的影响，在有形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较低。但他们的投资有利于提升东道国企业生产率，帮助其进入全球价值链，也有助于带动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

全球各行业价值链采用数字技术将对国际化生产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的采用可能导致数字化以及传统的跨国企业有形资产投资强度总体下降，并导致更多的分散的、个性化的生产活动（如3Ｄ打印等）。数字技术可能会推动一些跨国公司海外生产活动的回流，同时也将推动更多产业外包服务。它还可能导致东道国供应链关系的重组。

面对数字经济的崛起，投资政策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在受数字化影响最大的前10位传统产业中，有5个属于各国对外资限制最多的10个产业。这表明，传统的对外资的监管必须适应数字经济的需要，应避免这些监管阻碍数字技术的采用。

应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投资政策

《报告》对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字发展战略的调查显示，很多数字发展战略没有或未能充分考虑投资问题。

全面的数字发展战略应当覆盖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以及各行业采用数字技术的投资。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联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并不像通常预测的那么庞大。根据贸发组织测算，这些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所要求的全面的3Ｇ网络覆盖，所需要的投资不到1，000亿美元。开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区域投资合作，可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促进对本地内容及服务的投资，对于加快数字发展至为关键。这意味着需要为数字公司建立一个有利的监管框架，并采取积极的支持措施，包括建立技术创新孵化器、建设或改进电子政务、支持创投及其他创新型筹资等。数字行业的发展应以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与促进数字化跨国企业的投资相结合。

促进各行业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并助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应成为数字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政策制定者在促进数字发展投资的同时，需要妥善处理合理的公共关切，特别是数据安全、隐私权、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维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政府需要在兼顾公共关切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

本年度《报告》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投资政策框架，建议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投资政策，使之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相互配合，以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吸收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对外投资进入高增长阶段

詹晓宁表示，2016年，中国无论是吸引外资的水平还是质量均不断提高，中国投资环境的总方向在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对外投资进入高增长阶段。中国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

2016年，中国吸引外资在高水平基础上平稳发展，质量不断提高。2016年，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流入国，ＦＤＩ流入量达1340亿美元，较上年微降1％，仍处于历史高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非金融服务行业的ＦＤＩ流入量持续增长，而制造业ＦＤＩ进一步转向高端。ＦＤＩ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环境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一是从传统外资管理体制向新的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型外资管理体制的过渡；二是从以优惠政策为主向投资便利化为主的过渡。

中国投资环境的总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类产业不断减少，服务业以及原来对外资有所限制的一些制造行业加大了对外资的开放。同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便利化。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的设立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内外资企业统一注册资本制度以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举措，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环境。这些都有利于外资流入的增长。

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比吸引外资多36％。中国还一跃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的3倍，为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应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质量和结构仍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应加快从点式、分散型投资转向链式、集群式投资，重点着眼于构建自己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掌控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中国的对外投资急需强化海外风险的防控机制。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