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到畹町之金色诗章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不是刻板的教科书，是有生命、有颜色的，虽然70年前云南那段抗战史艰苦卓绝，但曾经轰轰烈烈的辉煌展开的却是一幅金色传奇般的画卷。
近日中新社云南分社开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昆明到畹町大型系列采访活动。在一系列的采访和资料收集中，那段抗战岁月的金色诗章重现新闻君的眼前。
战时昆明，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子，群贤毕至。一大批学界精英，在这里传承延续文化血脉，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
早年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的冯至，后来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冯至在昆明金殿背后杨家山写的《十四行集》一改他20年代的诗风。在冯至、卞之琳及外文系别的几位中外教授的影响下，中国新诗的第二个现代主义浪潮在西南联大兴起……
沈从文在昆明完成了此前已开始动笔的《湘西》的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同时继续写作和发表别具风采的文学评论。
梁思成到昆明后，第一件事是恢复“中国营造学社”（建筑学会）。在建筑设计方面，林徽因首先是与梁思成一起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林徽因还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映秋院。
抗战时期昆明话剧舞台活跃，曹禺与闻一多联手将《原野》推上昆明舞台，在昆明话剧运动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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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前，在抗战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保存国之文脉，辗转西迁至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大量精英，并为抗战输送了大批高学历人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依然可见西南联大旧址。当年的教室、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赫然在列。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的岳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其名字被刻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立于1946年三所学校返校时，碑上记载了当时参加抗日战争的800余位西南联大校友名单，”余斌说，“当时西南联大参军的学生有1100多人，占毕业生的七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自古以来在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参军是第一次。”
余斌介绍，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战场上主要从事翻译、驾驶、维修以及无线电方向的工作，他的岳父就是做翻译。“联大的爱国精神与报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继承。”
在东南沿海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力处于弱势的中国获取战略物资的主要通道。云南全民抗战，10多个民族的劳工自带口粮锄头挖路，施工高峰时达20多万人。
1938年8月31日，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的滇缅公路国内段建成，从开工到通车仅9个月，举世震惊。英国《泰晤士报》称，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
据记载，从1938年开通至1945年抗战结束，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共约49万吨，滇缅公路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线”和“生命线”，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条公路能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
在抗战时期，云南曾经历了一段航空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创造了航空界的很多“世界第一”。
云南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李晓明介绍，抗战前，云南全省就先后建起了24个机场，在抗战爆发后，当时的云南政府组织工人在对原有机场进行改扩建的基础上，又新建了28个机场，使云南的机场数量达到52个之多，有的县甚至拥有2个机场。
据考证，当时丽江机场是海拔最高的机场，陆良机场是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而巫家坝则因“驼峰航线”的开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
昆明二战史探索协会顾问陈秀峰介绍，1926年7月，时任云贵总督的唐继尧创立云南航空学校，培养出中国甚至亚洲最早的一批优秀航空专业人才，如亚洲著名的女飞行员、被韩国誉为“空军祖母”的权基玉，就是云南航校首期毕业的学生。而抗战时期昆明的航空教育人才，也成为新中国航空航天工程教育事业的奠基者。
中新社云南分社杨华伟大理采访：8月的云南大理祥云县云南驿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平坦的土地上，万物生长，稻花飘香。谁也想不到，70多年前，在这里修建的云南驿机场却是滇西抗战的“空中堡垒”。
云南祥云县二战史学者郭希柱介绍，从1938年到1942年的时候，总共培养了300多名飞员，到美国接受高级训练，接受完成训练以后，大部分飞行员回国对日作战，有三分之一在对日作战中阵亡。1942年日军攻占怒江以西，滇西告急的时候，云南驿机场便成为滇西抗战的“空中堡垒”。当时，每天有数十架飞机从云南驿机场起飞，前往滇西缅北等地进行空中支援。
“抗战中，云南驿还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交汇的大本营，”他说，云南驿机场作为一个中转站，有一个好的优势就是在机场的旁边有一条滇缅公路，援华物资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中国大后方，来到云南驿机场的时候，转到陆路一方面是通过从云南驿机场，把援华物资运往到前线保山，一方面可以通过陆路运往到昆明重庆。
时过境迁，如今的云南驿，已经很难看到机场的印记。只有在云南驿古镇外空地上堆放着的数十个大小不一的石碾子，还在无声的诉说着历史。郭希柱说，这些石碾子是修建机场时留下的遗物，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老百姓把石碾子当做“压路机”，压实跑道，大的石碾子重量在5吨以上，需要100多人才能拉动。不少老百姓就是在拉石碾子时候遭到日军轰炸而倒在血泊中。郭希柱表示，作为一个古老的驿站，它不仅见证了茶马古道的沧桑，更见证了抗战的胜利，现代的人们，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中新社云南分社王艳龙瑞丽采访：作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在当时创造了一段辉煌。其前身是1934年在浙江杭州笕桥建成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飞机制造厂”从杭州迁往武汉，又从武汉迁至瑞丽市的雷允村，并在这里不断壮大，最鼎盛时期占地几百亩，人员近三千人。然而1942年日军入侵中缅边境，该厂被迫撤迁。
因为当年的辉煌，记者前往雷允这个小村子，找寻与这制造厂有关的记忆。然而，除了那块纪念碑和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已很难找到些许与当年的制造厂相关的痕迹。听当地人讲，当时为了防止日军侵占，飞机制造厂被迫拆除，许多东西也被埋起来，导致这个飞机制造厂没能留下遗物，虽然后期有人曾找过这些被掩埋的机器设备，但挖了几天无果，就放弃了。
有资料记载，雷允飞机制造厂在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制造和装配了上百架各型军用飞机，修复各型受损的作战飞机150多架次。为“飞虎队”歼击机、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蒋介石专机进行过检修。当年许多飞机制造厂的人员后来都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
抗战爆发以后，沿海内陆许多工厂企业迁到云南，这些工厂企业多数集中在昆明，并逐步形成了马街，茨坝，海口和安宁四大工业区，创造出中国第一架望远镜、第一根电线、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炉电炉钢等许多“中国第一”，生产出飞机、枪弹、炸药等大量军工民用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后方有八大工业区，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生产企业数量，在八大工业区当中名列第三位，仅次于重庆工业区和川中工业区，有人曾评价这些企业就像“散落在高原上的珍珠”。
有数据表明，抗战八年期间，云南工业发展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云南工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抗日战争爆发前，云南全省银行(银号)共有8家，其中银行3家、银号5家，另有外商银行1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经济中心西移，不少工商企业迁、移进入云南境内，加之昆明是中国进行对外联系和外贸的唯一陆路通道，这种情况导致了抗日战争后昆明金融业的迅速兴盛和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金融业的飞跃发展，不仅在云南近代经济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况，而且在当时全国金融业中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结束时，云南全省共有金融机构217个，在大后方19个省区中居第2位，其中总机构58个，分支机构159个，分别占大后方同类机构的第5名。而昆明市就有银行、金库和银分司48个(包括办事处机构6个和经政府批准营业的钱庄5家)。
由于省外资金大量涌入云南，在流向工业，城市建设等产业的同时，相当多的那部分资金转变成容易获利的商业资金。
据《云南经济统计》，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2月，经中央银行到昆明分行汇入云南的省外款项总额款达 2900余万元。同期云南汇出款项总额约1000余万元。又据1945年6月的统计，通过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汇入款项总额为 510余亿元，是1938年的8000余倍。
结语
我们要记住历史，因为那是我们的辉煌。尤其云南抗战时期的辉煌，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地纪念和宣传。